《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论科学协作精神在现代科学发展中的功能

科学本质上是科学共同体的产物。科学中的协作精神不仅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而且也是衡量科学家素质的重要参数。在科学日益向高度综合化、整体化、社会化(包括国际化)发展的态势下,协作研究、团结攻关已成为科学研究活动的主导形式。因此,加强科学协作对科学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追求新亚洲安全:文化视角中的地区合作

21世纪各个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亚洲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了建设性的双边伙伴关系。但是亚洲国家形成“与西方传统不同的亚洲国际关系模式”仍然任重道远。作者认为,亚洲共同的文化认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理应把亚洲国家特别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团结起来,全面实现“亚洲共同体”的战略目标。     

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断,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部内涵都以此为主线来延伸和展开。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精神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内在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大力弘扬和培育新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基于家校共育的视角

铸牢儿童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项根基性工程。儿童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是基于生理基础并超越基因遗传,在家庭养育关系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共同作用下而建构起来的复合观念。基于对个体民族认同发展的过程、内容及与社会环境互动特征的分析,文章提出家庭是人价值观的生发之源,家庭教育是促进儿童青少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力量来源。家校共育要拓宽培育的目标对象和时空范围,加强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建构协同共育的生态安全网,创造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最佳效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黄河河源文化

江河源文化是大江大河起源段的“地理—社会”空间文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河源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黄河河源文化具有久远性、复合性、辐射性、传递性特征。黄河河源文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表现为:将游牧文化带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古羌人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众多族群（特别是藏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江河源区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文化和横跨黄河长江的人口迁徙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对江河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其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词语和概念。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生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底蕴。其中,“天下观”“大一统”“和合”思想、“华夷一体”等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的文化基因。站位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叙事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资源与文化支撑。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检视与超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当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终与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主权国家对资本权力统治逻辑的运用,是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中心—外围”模式的维续,在当代世界已面临危机与困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目标、制度框架、发展模式三方面变革资本全球治理模式,实现对旧的治理体系的超越：以共享为核心目标引导经济全球化转型,以公共价值引领全球市场,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利益嵌入和市场对接等机制切实倡导经济发展中的多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