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合作新目标:建立自由贸易区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后,中印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两国同意建立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经贸合作方面,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目前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印实现全面合作的理想突破口:能有效促进两国贸易的增长,促进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南亚核试验后中印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南亚核试验之后中印关系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印度的核试验主要是对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反应,它对中印关系的消极影响是短暂的;第二,印度核试验为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的解决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三,南亚核试验为中印关系中巴基斯坦因素的化解创造了条件;第四,与冷战时代相比,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基本地缘安全形势没有大的改变,中国政府必须首先安定其西南边疆.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明清小说中的喷火兽母题佛经来源及其异国情调

在清代历史演义小说中,喷火兽母题大为兴盛,这当属西来佛教故事母题。丝绸之路上的诸多游牧民族国家影响了由印度至华夏中原的佛经传译,给佛经文学注入了一些不可小视的游牧民族因子,而其中以马崇拜为代表的怪兽崇拜即是如此。对火器的热衷,也使得清代小说中的异兽喷火描写成为一种虚拟想象的心理补偿。清代小说家由于实战经验和军事常识的不足,使其在营构文学世界时只好在佛经故事的宝库中搬取材料,从而构成了通俗小说中的喷火兽意象的书写。     

中印两国关于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失效问题的外交交涉

1961年12月3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进行谈判来缔结一个新协定以代替1954年＂中印协定＂的建议。印度政府以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双边边界问题为谈判之先决条件,事实上拒绝中国政府的建议,致使该协定期满后自动失效。协定失效后,中印双方围绕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撤离问题进行了反复而艰苦的外交交涉。最终,印度商务代理处撤离西藏。以此为标志,中国彻底清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特权,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统一。     

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在中印共同崛起的大背景下,探究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尤为必要。通过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可见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呈现＂负面＂态势。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印度公众对中国的无知与冷漠以及某些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歪曲报道直接造成这一结果;在国家层面,中印之间在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中印巴和中美印这四个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些敏感的议题又通过媒体的肆意渲染而影响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中印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     

试论中印边界冲突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

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试图借此力促印巴和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冲突推动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巴关系的迅速发展则使巴基斯坦的立场更加坚决;印度因此进一步靠拢苏联,获得苏联强有力支持的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更加强硬。印巴毫不妥协的态度使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

从1958年开始,中苏之间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逐渐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在国际领域的友好合作也遇到了麻烦。1959年初,中印纠葛因西藏问题引起,苏联支持中国的西藏政策,但回避了对印度的指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莫斯科采取了中立态度,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到北京,试图说服中共放弃激进政策,融入缓和进程。毛泽东对苏美亲近早有怀疑,力劝赫鲁晓夫改弦更张。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会谈不欢而散。尽管事后中苏都意识到彼此团结友好的重要性,但1959年10月中印边界冲突升级进一步刺激了赫鲁晓夫,而毛泽东则不能再容忍苏联对美国软弱和妥协的政策。中苏矛盾表现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其实质却是对苏联与美国接近及缓和政策有不同认识和立场。于是,中苏几乎同时做出决定,公开发表各自对于革命、战争、和平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中苏分歧由此公开化。     

印度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分析与评估——兼论中印自贸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构想

在GATS框架下,印度服务贸易的开放水平逐步加深,已明显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商业存在"的限制是其服务贸易的核心壁垒,同时对"自然人流动"保留充分的政策自由权。在RTAs体系下,印度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呈"GATS+"特征且集中于"商业"、"通讯"、"金融"及"运输"部门,区域贸易协定伙伴选择与其"东向政策"目标国契合且主要为"南北型"区域服务贸易安排。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中印自贸区服务优先开放部门以及开放机制设计进行了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