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全球化视角的中原文化发展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全球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趋势,英语成为一种国际上通用的交流媒介,它不仅仅是英美等英语国家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工具,也是其他国家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工具。中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文化全球化发展中,中原文化发展应与世界文化发展接轨,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中。在文化全球化视角下发展中原文化的对策包括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努力使中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促进了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相互学习佛经,中原僧人在西域的影响日重;建筑佛寺,开凿洞窟,留有大量汉风遗迹;西域佛教中心的逐步东移,高昌成为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加深了民族间的情感认同。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研究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文学可分为陷蕃时期的沦陷区文学、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光复期文学和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孤岛文学三个阶段。敦煌地区陷蕃以后,由于与中原的交往被阻隔,敦煌文学被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张氏归义军时期,由于重新得到中原文学的补养,敦煌文学达到鼎盛;而到了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敦煌与中原的联系被阻断,没有中原文化文学的滋养,敦煌文学也慢慢走向衰落。在敦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诗僧起到维系传统、导夫先路和创作主力军的作用。     

都市圈内发展现代农业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现代农业是创新农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能力内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基础是城乡一体化.中原城市群的农业属于维持型农业,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带动能力弱.中原城市群不仅要建立先进的制造业基地,也要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地,在农业生产率、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走在全省的前列,成为全国的示范.     

李绿园《歧路灯》的文化担当精神谫论——从王氏的母亲形象谈起

清代中原作家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从创作思想、创作选题、人物形象诸多方面都表明了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小说高扬"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小说关于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的创作选题显示了作者对社会未来的忧思;而小说中王氏的母亲形象所彰显的文化内涵,既是作者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折射,也是解读中原文化精神的锁钥。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培育壮大河南省企业家队伍的对策建议

企业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微观基础,企业家是特殊的人力资本,是市场经济社会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企业家既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主导者、推动者、实践者,又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目前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企业家的竞争。河南省经济以及企业的快速发展,无不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企业家作为动力支持。“得人才者得天下”,造就一批卓越的企业家,才能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的背景下,培育壮大河南省企业家队伍,打造和培育具备国际视野、熟悉市场经济特点、具有良好经营管理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具备敬业精神和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对于实施河南省的“人才强省战略”,加快中原崛起、实现河南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智者的快乐

一撇之错吃败仗 1930年5月,冯玉祥、阎锡山结为反蒋联盟后,发动了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当时．双方投入100多万兵力。冯、阎所率部队,预定在河南北部沁阳会师,准备一举歼灭驻河南的蒋军。没料想冯玉祥的参谋在拟定命令时,误将“沁”写成“泌”,凑巧的是,河南南部确有一个叫“泌阳”的地方,与沁阳相隔数百里。     

北魏道武帝对汉士人的任用

道武自立国后,积极延纳汉士人,随才任用,汉士人在北魏仿汉制建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士人权力一度显要,在政权结构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当时军事为根本,汉士人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不起多大作用,在军事方面更几乎无所作为,只是拓跋政权的附庸,所以不能对汉士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二者之间有矛盾,但不能夸大,有的仅是个人性的。利益一致性之处使他们有合作,但仅仅是潜层次的。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