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原创文化中开掘出法资源——对陈金全教授的一次学术访谈

陈金全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将原创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法史学研究,并深入民间探索原创法文化,开拓出法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想通过这次访谈,将他有关原创文化和法文化的基本观点展示给读者和学界同仁,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位以学术为终身旨趣的学者开阔的眼界和独特的学术视角,并对如何从原创文化中开掘出法资源、为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原创智慧的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抗战时期三大区域抗战史学概况简述

1940年是中国抗战史学发展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土地上形成了三大区域的抗战史学,即国统区抗战史学、解放区抗战史学、沦陷区抗战史学。三大区域的史学家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实现了联合与团结。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首于学术研究,取得了抗战史学的重大成就,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壮丽的一章。     

历史思维与王夫之的史论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应当从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王夫之的历史思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二是总结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三是思考未来的"知几"思维。王夫之的历史思维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其史学思想对于科学、理性思考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边缘也是"想象"——读《华夏边缘》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开创了一种介于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民族史边缘研究"方法,在他的论述中,"边缘成为了观察和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1]穿越历史的时空,王明珂所关怀的是"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而他告诉我们:要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只有从"华夏边缘"中去寻找答案,凝聚中国人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而不完全依赖华夏内部的文化一致性.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史学的宗旨:把历史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

本文的主旨是阐述史学究竟何以应该并怎样才能实现把历史变成大众的精神财富。文章从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没有传人的事实出发,着重反省了我国史学现状中的问题,剖析了史学在向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种种挫折的深层原因。除去客观上的左倾之祸和教条主义泛滥之外,历史学家自身也有两方面值得正视的问题：割断了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割断了史学与大众之间的联系。最后,文章以较大篇幅提出了克服缺陷的方法和途径,认为最关紧要的是史学家要重视理论思维,摒弃“精英”史学;重视研究我们民族的主体农民的历史,开发族谱宝藏并从正在我国农村出现的村志中吸取养料     

邵晋涵与宋史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邵晋涵对宋史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却鲜为人知。他致力于重撰《宋史》,考证了大量宋史研究史料,清理宋史著作,为重撰《宋史》做了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邵晋涵主张修史要有明确的史学宗旨,应褒扬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主张南北宋资料、著述比例要力求协调,应加强南宋史研究。其史学理论和实践探索对今天的宋史研究依然有借鉴意义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历史研究的几个误区

当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极左思想与教条主义影响下的史学思维模式;二、脱离现实的史学研究;三、史学市场化中的无序行为.针对这三个方面问题历史研究应该摆脱一些痼疾,立足于现实,在改革中走向繁荣.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傅斯年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贡献尤大。这种实证主义史学,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的史学思潮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它在今日不仅对抵制史学中的玄学化倾向仍有助益之处,而且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趋势看,它自产生之日始就揭示的求真求实的科学化宗旨,终将代表着史学发展的主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