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理论问题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中国古代史家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多样性,在史书中设置了专传、合传、类传等传记形式,用以反映历史人物的这一多样性特点,并从不同侧面认识到他们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而阐述了评论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略论中国古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古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在批判继承前人古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考古资料的研究与利用,将中国古史学领域内的狭义历史学与考古学进行整合式研究.无论是狭义历史学抑或是考古学都不可能单独构建真实可信的古史系统,但双方在史料性质上的互补,必然要求古史学者将两者相结合,采用不同性质的史料,运用不同研究手段、方法和理论,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模式.在整合过程中,要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虽然传统文献与考古资料貌似相合,却不详究,牵强附会,证成己说;二是单独用传统文献或是考古资料能够解决的历史问题,却要将两种史料强行整合到一起.受史料的不确定性所累,反成蛇足.     

关于高校边缘化学科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以历史学科为中心的探讨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历史学、哲学、档案学等传统人文学科日益被边缘化,专业发展举步维艰。边缘化专业必须实施教学改革,找准专业定位,改革教学方式,实现学科的“本土化”和“大众化”,以加强学生素质培养,激发他们的专业热情,帮助他们找回理想。     

“史”的三重内涵及其史学意义

＂史＂字出现不久,就有史官、史事与史书之三重内涵。＂史掌官书以赞治＂的传统,不仅培养了史官积极参政的职责意识与审慎的记事态度,而且还有助于形成绵密的记事制度。＂史＂具有史事的义涵则与上古时期人类祭祀、狩猎等重大事件紧密相关,这对中国史学形成重人事的优良传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记事的成熟和文献史料的积累,先秦时期的史书既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记事体例、编纂方法以及自觉的文献批判思想。＂史＂的三重内涵,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价值。     

19世纪俄国和欧洲文化理论中的东方形象

19世纪欧洲和俄国史学中都存在着大量有关东方文化的僵化特征.俄国文化理论是在欧洲学者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其中的东方形象并不和欧洲观点完全一致.19世纪俄国学者试图打破僵化模式的尝试为未来有关东方文化的评价和它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重要转变奠定了基础.文化平等的观点在20世纪开始发挥效力,它为创造复杂、多面的东方形象,以及修正现代的有关停滞的传统观念提供了可能.     

思想自由·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史学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学者们在"史学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会议主题包括历史的规律、属性、功能与原因、史学观念以及主体与客体、史学现代化的内涵与趋向等史学理论和方法诸重要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并且在有关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无疑会有益于丰富、充实史学的内容,从而把史学现代化推向新高度。     

北狄民族集团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何光岳《北狄源流史》的学术价值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写下的充满斗志诗句。1939年，出生湖南岳阳农家的何光岳同志，少年虽然无缘步入长沙高等学校深造，但他却以湖南人的志气和豪气，以小学毕业的低微学历，刻苦自学，获得了博士毕业生的学历，摘取了研究员、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史学家等桂冠。立下撰写“中华民族源流史”的鸿志，     

对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再思考?

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认识是否可信,一直是史坛争论的焦点。《说文解字》、《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导论》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而事实上,过去的一切皆为史;而历史认识也只是相对真理,历史实际的纷繁复杂性、史料的不完整性和待考究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都决定了不能完全认识历史。但历史认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开拓性的史观与史识——评范伯群《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史学价值

范伯群的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按照历史推进的线索和通俗文学发展的周期来建构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科学体系的.作者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萌发一直写到20世纪40年代雅俗融合的新市民小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轨迹系统地梳理出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流变过程.作者指出知识精英作家是借鉴革新派,通俗文学作家是继承改良派,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萌芽与小说转型的任务主要是由通俗文学来承担的,并提出了"都市乡土小说"的概念.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