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求实到求是：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兼与成一农教授讨论

近些年来,以网络技术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数字史学发展迅速,颇有助推史学研究升级换代的趋势,但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担忧和警惕：数字史学在重视技术方法引入的同时,是否有脱离人文关怀,成为“无人”的研究的危险?网络技术是否只在更方便获取多样资料上有助益,而对真正推动史学研究的作用不大?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究竟何在,不仅成为不同立场学者辩论的焦点,更决定了今后史学界对数字史学的态度及其发展,应该引起数字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数字史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和传统史学研究并无不同,对群体的关注更不是对人的漠视或人文关怀的降低。数字史学能更为有效地从长时段和大规模群体两方面入手,切实沟通史学求实的学科本位和史学求是的学术追求,从而彰显历史学科的活力与价值。     

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

中国史学传统包含春秋笔法与秉笔直书。历史不仅是经验参照,而且是价值标尺和道德准则,因而对治国理政具有重大影响。现代治国理政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方法和技巧的模仿;二是寻求历史借鉴;三是提高理性认知水平;四是增进人类的智慧。这四个层次,均有走入歧途的可能。传统史学对现代的启迪路径有两个考察维度:一是从事件到趋势,二是从经验到智慧。妨碍获取历史启迪的偏向也有二:一是过多强调更新而忽视积淀,二是过多强调接受而忽视对话。梳理相关问题,有助于协调传统史学与现代政治的关系。     

汤因比史学新论（笔谈）

历史活着？是的,历史活着,那么历史学家的良知与睿智也将是常青的,它将穿越时空,连接东西,启示世人,教育后代。汤因比就是这样。汤因比作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大家,在我国颇具知名度,其思想不仅在学界争鸣不已,而且其著作在坊间广为流传,比如他的“挑战与应战”之术语,也成了人们的常用话语。本辑文章就其史学思想进行研讨,其当代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我们要以“汤因比史学新论”为题组织笔谈之缘由,《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同仁,慧眼识题,迅速而成功地促成了这一辑选题的问世。学术创新,或据新材料之发现,或依视角之转换,所谓“新论”云云,也就是这个意思。本组笔谈,辑文五篇,需要指出的是,除我之外,皆出自青年之俊域,这些文章从某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学界对汤因比研究的水平,犹如带露的朝花,去迎接春天。我期盼着他们的成长,在秋日里丰收。至所望焉！     

“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与两个向度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大致是针对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发端于1966年,且在论著、课程和资料库等方面均有建设和积累来说的。然而,我认为国外“文革”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从起始时政治战略研究的角度向当今史学研究的方向转型,并由此在学术价值层面获得展开和确立,尚缺乏根本性的支撑。这里,除了大量深部和细部的“文革”史料尚未开掘,外国学者对“文革”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难以树立“中国式的体悟”,是关键的因素。     

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

<通志>、<史记>,同样博通古今,旨在治世之法.但是二书区别极大.首先郑樵作<通志>,旨在继孔子之遗志,传"至治成之法";而司马迁修<史记>,其旨在续放绝之史记,留当世之治法.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二书成书的条件--作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作者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特征以及个人的性情和经历等等都完全不同.郑樵是纯粹的儒者,身处政治上屈辱艰难、文化上儒学再盛的两宋之交,学问博洽而性情孤高,平生以著述立言为所愿;而司马迁则是圆融的学者,生于治世之际、学盛之时的西汉盛世,博学而且广见,所修之<史记>不是<通志>所能的相较的.     

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对目录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统治者的重视,私人修史风气的盛行,史著体例的丰富等是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不仅促使了目录学著作相继问世,目录学的著录和分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汉代刘歆编定《七略》的"六分法",到魏晋时由于史学的发展,逐渐向晋荀勖所编《新簿》的"四分法"演变,并最终定型为目录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分类方法。     

有金一代文明百年的客观记录——元好问著述的史学成就

元好问一生的著述,无论是他的文集,还是他所编的诗集,以及他所撰述的杂史类著作都饱含历史内容并具有史学价值。作为史家,他以存信史为己任,对有金一代文明百年作了客观的记录和总结。     

浅谈陈去病的《五石脂》

《五石脂》是20世纪初宣传反清思想的著作之一。它采用笔记体的形式,站在汉民族立场上,搜罗宋明两代毁于“髡胡”的遗事,激发民众的民族气节,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它灵活驾驭复杂的材料,显示了娴熟的叙事技巧,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保留的大量资料和贯穿其中的严谨科学的态度,又使它具备了相当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