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债预算的制度逻辑与规范控制

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公共预算,通过预算硬约束规范地方政府发债、用债和还债行为,已取得理论上的共识。《预算法》规范地方债的重心应是地方政府债务收支行为,重新认识预算平衡,赋予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举债的适当空间,将地方债收入和支出纳入现有预算体系,建立以偿债资金来源收入和偿债支出为内容的地方债复式预算,并将地方债收支纳入预算草案中予以编制。地方债预算议案应经过本级人大和中央的双重审批,通过审批的地方债预算法案即成为地方政府发债、用债和还债的具体授权规范,以地方债预算法案的法律效力和法律责任制度抑制地方发债冲动并对地方债收支行为予以监督。如此方使地方政府发债有序,实现地方债预算的全面、规范、公开和透明。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全球化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政治现实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清代养廉银制度研究——兼论其对当今社会高薪养廉的启示

清代养廉银制度是雍正年间出台的一项官吏薪资改革制度,是为了整饬官吏贪腐作风、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弥补国家财政亏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雍正、乾隆完善了养廉银发放的范围和额定标准。养廉银制度的初衷是给予官吏高薪来压制官吏的腐败,但由于缺乏与养廉银制度相适应的监督制裁腐败的机制,所以养廉银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压制腐败,最终养廉银制度破产了,养廉银制度给当今社会的高薪养廉的廉政法治化建设带来了宝贵启示。     

中国国民核算演变的公共品视角:模式选择、知识生产与体系构建

国民核算作为一种国际标准统计体系的制度安排和一种宏观经济统计信息,具备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而属于一种公共品。本文不是中国国民核算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的全面论述,而是从公共品视角对核算模式选择、知识生产和体系构建补充一些认知。研究提出:(1)中国统计改革起点是口径符合物质平衡表范围的产值指标,从未系统实施过物质平衡表体系;中国国民核算模式转换和体系改革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国民核算实践发展不够平衡,总体上大致处于1953年版至1993年版之间,部分项目达到了SNA 2008年版的水平。(2)中国学者在国民核算领域的学术增加值主要是论证中国核算模式的确立,对SNA的引进和系统、深入解读,SNA的中国化探索;国民核算的知识生产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质量提升,需要学者坚守阵地、贡献智慧,以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国民核算需要"脑书"Handbook进一步研究学理和方法论。(3)SNA自身面临的困局和中国高质量发展,对国民核算提出了要求,通过中国SNA体系的构建路线图,给出了中国SNA体系化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