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的文法》述评

赵元任先生所著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除了在学术方面对汉语语法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描写与构建,其所展现出的学术精神也值得后人细细品读,包括对语言事实的重视、对待学问的理性态度以及跳出去跳进来的研究方法,也正是这些学术精神使得该书引起了汉语语法研究质的转变。     

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正>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建构“公民—民族—宗教”间的“叠合认同”——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为例

宗教对话是宗教界、学术界开展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沟通、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言,宗教对话可分为教内对话、教际对话、圣(宗教)俗(社会)对话乃至宗教交往几个层面。本文所论耶伊对话,在强调宗教教义对话层面或宗教组织之间沟通活动的同时,亦特别关注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交往关系,注重宗教之间交往互动的社会形式,注重考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往的可能性和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社会及公共性特征,建构一种与宗教对话并行不悖的"宗教交往论"。最重要的是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式之间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民族与宗教认同,将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固有特征,成就一种"公民——民族——宗教"之间的"叠合认同"方式。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     

也谈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兼与王南湜先生商榷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这一问题时,大体均持文化整体观的立场。然而这一文化论述模式有其内在的理论困难,王南湜先生基于其文化分层理论对此有很好的揭示。本文认为王先生的文化分层理论仍有进一步商榷与拓展的可能,王先生虽对新儒家“开出说”有严厉批评,不过二者所凭借的文化哲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即在反省文化分层理论与“开出说”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井冈山“工”字银元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着一枚特殊的银元。它呈墨西哥鹰洋样式,直径39毫米、厚2.2毫米、重27.58克,正面图案是墨西哥共和国国徽的造型,背面为一顶自由软帽,帽周围放射长短不一的32束光柱。它就是当年闻名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工"字银元。墨西哥鹰洋从晚清时期流入中国,数量极大,流通广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南方许多地方开始私铸墨版鹰洋银元。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的前夕,谢火龙在     

北京最老的大型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下篇)

曾经的国家体育场 先农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体育场所,那时首都的体育场没有更好的,所以一切重要比赛都在先农坛.由于50年代中国体育也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状态,友好的苏联、东欧的代表队都到这里与中国球队进行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