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词牌《蝶恋花》

纵观我国古代悠久的词发展的历史,词牌的作用不可忽视,词牌是欣赏一首词的第一观察物,也是研究词史发展的重要指标。《蝶恋花》是词史上使用率较高的一个词牌并且广泛的收到词作家的喜爱,时代的变换带给《蝶恋花》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成就。因此,对《蝶恋花》进行简单的学习和分析,并展现它在词史上深层的意蕴和地位。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成就、趋势与挑战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休戚相关。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无论在学科建设、基础理论、人才培养,还是应用研究、政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呈现出了七个明显的学术进步趋势。然而,在学科的专业化、知识化和学术化等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政治学要无愧于时代赋予它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就要正确处理好事业与职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现实性与学术性、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爱的动机与爱的基础之反思——基于弗洛姆《爱的艺术》的理论

基于弗洛姆《爱的艺术》的理论,对弗洛姆的两个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一是针对"爱主要是给予不在得取"(Love is primarily giving,not receiving.)的观点反思爱的动机。爱的普遍动机在于得取被爱,这是由人的生存需求和社会本质决定的。被爱是去爱的根本动力,这才有助于人们在爱上积极主动给予。二是针对"博爱是一切爱的基础"(The most fundamental kind of love,which underlies all type of love,is brotherly love.)的观点反思爱的基础。博爱作为所有爱的基础,其非排他性与性爱的排他性存在矛盾。爱的基础不是博爱,而是自爱。一个人必须首先学会自爱,才有能力实现其他形式的爱。以自爱作为爱的起点,不仅有利于培养爱的能力,而且有助于使人走向成熟成就爱,使爱作为人类生存问题的解答具有人道主义和现实实践的双重意义。     

建构“公民—民族—宗教”间的“叠合认同”——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为例

宗教对话是宗教界、学术界开展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沟通、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言,宗教对话可分为教内对话、教际对话、圣(宗教)俗(社会)对话乃至宗教交往几个层面。本文所论耶伊对话,在强调宗教教义对话层面或宗教组织之间沟通活动的同时,亦特别关注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交往关系,注重宗教之间交往互动的社会形式,注重考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往的可能性和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社会及公共性特征,建构一种与宗教对话并行不悖的"宗教交往论"。最重要的是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式之间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民族与宗教认同,将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固有特征,成就一种"公民——民族——宗教"之间的"叠合认同"方式。     

也谈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兼与王南湜先生商榷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这一问题时,大体均持文化整体观的立场。然而这一文化论述模式有其内在的理论困难,王南湜先生基于其文化分层理论对此有很好的揭示。本文认为王先生的文化分层理论仍有进一步商榷与拓展的可能,王先生虽对新儒家“开出说”有严厉批评,不过二者所凭借的文化哲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即在反省文化分层理论与“开出说”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对女性领导柔性管理的多维度思考

<正>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理念、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社会的管理理念已不再是纯粹的制度和流程,而逐渐让位于人际关系和沟通艺术,更注重与部属的关系和团队建设。正如亨利·明茨伯格所说:"组织需要培育,需要照顾关爱,需要持续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