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试论《格萨尔王传》中古代藏族先民的自然保护意识

自古以来,藏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独特的方式保护着大自然,进而产生了独特的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深心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通过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可窥探古代藏族先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大自然的朦胧认识、崇拜到竭力保护这一过程,本文阐述了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均衡互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与朴素观念。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与音韵学

从高本汉最早的著作开始就把中国音韵学和方言田野调查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中古音的构拟和间接的上古音研究方面,方言资料是相当重要的角色。早期的方言田野调查以字音为主,后来认识到俗传词才是探索方言历史的关键。     

观艺术之心叩灵魂之门——重读田本相著《曹禺传》

《曹禺传》是田本相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著以其整体宏阔的结构原则,史实考订与艺术想像并重的阐释方式,注重心灵探寻的写作向度,重建了伟大作家曹禺的生命史和灵魂史。《曹禺传》所提供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透视曹禺本身,对探求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解释,以及克服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隐与忧等亦有诸多启示意义。     

山东中西部方言反复问句300年来的演变--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醒世姻缘传》时期正是山东方言反复问句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新旧形式、自产和外来形式的相叠共存是《醒世姻缘传》反复问句系统的特点。山东中西部方言反复问句类型的历时和共时差异,与不同格式时间上的不同步变化和同一格式地域上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不同方言在反复问句系统进行归并、简化过程中对各种格式的不同选择有着密切关系。     

《春秋》学文献研究二题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的“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不涵盖“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根据二者得不出孔壁所出包括《左氏传》、刘歆认为《左氏传》出于孔壁的结论。《汉志》之《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免时难”,指的是避免“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对《左氏传》的毁坏,不指“避免当时之祸乱”等;《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口说”,指的是基于“（孔子）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之“异言”而产生的《春秋》经的解说本身,具体即《公羊》《谷梁》《邹》《夹》四家之《传》的“前身”,不指《春秋》经的解说的存在与传播的形式——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存在与传授。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