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德潜诗学的“中庸”特征

沈德潜的格调论是儒家诗论的总结,合"道"的中庸性是其诗论的总特征,他的诗学思想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近乎完美。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合乎理学驯化人格道德的要求,反对过度激越的情感抒发。他能够抑平唐宋之争,避免明七子的门户之见,诗论中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识见超出了一般的儒家诗论。     

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基于《中庸》文本及其诠释著作的考察

始于内圣,终于外王,《四书》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中不但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亦包含了富于进取、积极用世的"为政"理想,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朱熹、康有为等的《中庸》诠释著作有不同的特点,但由内圣至外王的诠释理路却一以贯之。中庸之道乃人间之常道,是合乎"中庸"之原则的"道",是一种平常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处理天下一切关系的基本法则,以普遍性、永恒性、恰当适度为其主要特征。"仁"与"礼"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范畴,在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在《中庸》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中庸之美──从《乐记》看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在日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语境下,重新探讨《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既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乐记》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音乐产生及消费整个过程进行了深入的阐释,特别是其"音由人心生""尽善尽美"、强调音乐对接受者及听众审美及道德深刻影响的观点对今日音乐美学的发展仍然富有深刻的指导价值.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论朱子《中庸》诠释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

朱子对《中庸》的诠释,是建立在对程门后学说《中庸》成果的吸收与批判的基础之上,他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朱子说《中庸》大量吸取了游氏之义,远远比我们在《中庸章句》看到所引用的为多,可惜学者对此注意不够。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对游氏《中庸义》有所不满。朱子认为,游氏说《中庸》多有“非儒者之言”。朱子又批评游氏说经在义理上有所缺失,且多有不合本文本意处。然而,不管朱子是吸收还是批评,都体现了游酢《中庸义》对朱子的巨大影响。     

中国古典乐曲的阴柔之美、阳刚之美与阴阳和合之美

道家思想在我国流传了数千年,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典哲学思想之一,道家思想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十分深重的影响。道家思想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音乐的美感划分上。中国古典音乐具有阳刚与阴柔两种美感,将两种美感相结合则会形成平和中正的和合之美。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古代乐曲的阴、阳之美,并重点分析阴阳调和在乐曲中的体现。     

《典型的美国佬》中的阴阳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思想,对理解《典型的美国佬》的主旨有着崭新的意义。通过分析小说中特蕾萨身上所体现的阴阳合一思想、张家人的自我与"反自我"的阴阳转化思想和拉尔夫转变过程中蕴含的阴阳调和思想,尝试解构男女性别、自我与"反自我"以及东西方文化的阴阳对立,并且指出阴阳和谐是作家消解性别矛盾、人格分裂和文化冲突的文化理想。     

孔子中庸观与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的影响意义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作为东西方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们的中庸思想都在其理论思想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他们都把中庸视为最高的德性，最好的处事方式和治国之道，他们三人的思想虽然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但由于所处的国家不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社会制度中成长，所以他们的中庸思想也有截然不同的认知内涵。孔子的中庸思想以服从封建宗法统治为前提，旨在达到社会和谐，而亚里士多德以尊重个人意志自由为前提，旨在达到社会公正。通过对其中庸思想的影响意义作比较，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东西方不同政治文化的差异。     

企业的“中庸”之道

正确理解中庸思想 孔子的管理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思想体系，其中“中庸之道”是一种调和的理论，具有东方文明的精髓。许多人把中庸理解成“平庸、折中、调和”，这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曲解。中庸虽有这些含意，但绝不是它的全部。“中庸者，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再生》共同体的“调和政治论”

《再生》及其同人对政党与国家、自由与效率和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问题探讨,更多地倾向于"调和"色彩,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理论流派的思想特色。《再生》及其同人批驳了国民党训政理论,提出了政党不能吞没国家;谋求进步与效率,不能以牺牲公平和自由为代价;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在中国应同时并进,不可有所偏废,依据中国国情,走一条中间政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