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本《十抄诗》中的唐人佚诗辑考

域外汉籍文献对我国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韩国唐诗选本《十抄诗》,其中包含大量中晚唐佚诗 ,对唐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珍贵材料迄今尚未披露 ,现将其辑为一篇 ,校勘异文 ,并进行了初步的考证     

不拘成法别开生面--论贾岛五律的对仗艺术

贾岛是中晚唐之交专攻五律而取得较大成就的诗人,他对五律形式方面的探索,在丰富五律表现力和创作技法的同时,也奠定了晚唐五律创作的基本模式并为众多诗人所师法,其中对仗技巧尤为后人所推重.贾岛五律的对仗特色主要表现为化僻为常、化顺为倒、化情为景、化骈为散、化工为宽、化巧为拙、化常为奇等几个方面,对于律诗由唐风向宋调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谈杜甫《登高》

唐代是五言、七言古近体诗高度繁荣时期,尤其到盛唐,五言绝律已灿然大备,七律也日趋成熟。但大量创作七律,使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度结合,并且具备多样的风格,为中晚唐及宋、元、明、清许多诗人所取法的,则只有杜甫。尤其是被胡应麟称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更是一首"荡思八荒,神游万古"的杰作。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论中晚唐进士朋甲与官僚朋党的关系

中晚唐举人结为朋甲,相互延誉,干挠视听,无论士族与寒素,还是奥学雄文,凡是驰骋名利,欲谋取科第者,就不能避免受朋甲的影响.中晚唐进士朋甲是政局变化的一个附属品,正是因为宣宗以来,牛李党争渐息,宦官控制了朝政,以宰相代表的南司完全服从于宦官之北司,进士中芳林十哲依靠宦官实力为其登科创造条件,正是当时宦官专政在选举方面的表现.     

论中晚唐农事诗的现实主义精神

揭露社会黑暗、反映农民苦难并抒发对农民遭遇的深切同情是中晚唐农事诗反映现实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名目繁多的赋税压榨下农民的悲惨处境,艰辛的农业劳动下农民的苦难生活,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及连年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的惨痛情景。     

评点视野下的张籍五律诗歌艺术——以李怀民评点为例

当前人们对张籍五律诗歌的研究成果很少,更少有人注意到评点这一批评形式,李怀民是专门评点张籍五律诗者,李氏在<重订中晚唐主客图>中,揭示了张籍五律的体例特征,指出了张籍五律具有平淡高妙、语浅意深等艺术风格,认为张诗语言具有匠物入神、凝练含蓄等特色.李怀民的评点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今人体认张籍五律诗有重要意义.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

中晚唐新旧士族斗争不断。在子弟登科问题上，双方利用一些科场事件制造事端，以获得各自子弟登科的最大利益。随着党争的强弱分化，代表科举出身的新官僚牛党全胜，子弟问题逐渐变成了官僚阶层内部利益分割的问题，从而逐渐淡化。唐末五代的战乱对新旧士族官僚打击最大，子弟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随之被消弱，科举考试逐渐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试论中晚唐时期的"銮舆播迁"

中晚唐时期,屡次出现皇帝因为各种危机而逃离长安即所谓"銮舆播迁"的现象.笔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统治者素质的严重退化导致军事防御中一系列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长安危急时的仓皇逃离又充分显示出其无能与怯懦;另一方面,统治者在仓皇逃离长安后却力求速为收复,其重要出发点是对长安财富与宫室的贪恋.正是基于这样的主观原因,统治者不顾关中经济残破、强敌侵逼的事实,继续定都长安并以政治权力维持其稳定与繁荣.这种定都格局,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唐的灭亡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