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兼论中苏(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

当社会处于日益迅速的变革时期 ,体制中的道德、习惯等无形规则 ,同规章、制度等有形规则相比 ,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从而阻碍转型的进程。“渐进式”转型模式以和缓的典型示范、经济诱导等方式 ,给人们以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比较认识和选择 ,使有形规则和无形规则趋于同步 ,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大国发展不平衡等特殊国情的要求 ,迎接世界经济发展的挑战 ,让更合理的体制从容地创造未来     

亲历中苏高层破裂

赫鲁晓夫问我：“毛泽东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我不便直译，只好说：“毛泽东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您。”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着毛泽东。也对我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 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两党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隐患——中苏（俄）边界谈判与双边边界的划定（下）

将危机重重的两国边界化为和平、发展、合作的睦邻纽带 ——第三次中苏（俄）边界谈判和双边东、西段边界的基本划定 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步恶化，至60年代、70年代进入全面对抗之僵局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步解冻。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逐步改善和正常化，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重启被迫中断的关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双边陆地边界问题之外交谈判，创造了必要条件。     

古巴列娃：从职业汉学家到中国广播传媒人

古巴列娃来自俄罗斯,长期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工作供职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事实上,古巴列娃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结缘应该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苏友好时期。那时的苏联有很多在那里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也有很多宣传中苏友谊的故事,年少的古巴列娃就在那样的氛围中,像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苏联人一样,开始通过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了解更多中国的事情。在古巴列娃的心中,中国是那样的神秘和美好,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苏交恶,但是这都无法遏制和影响她对中国的热情和向往。在中学毕业后,古巴列娃毫不犹豫就报考了莫斯科大学东方…     

意识形态的主观建构和中苏关系的破裂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随着研究档案的解密和其他原因, 在探讨分裂原因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认识入手,探讨意识形态争论对于中苏 关系破裂的影响。主要从意识形态的理解、中苏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意识形态解释权和意识形态主观建构等 几个方面阐述双方的分歧,由此看出意识形态争论的实质和对双方的影响。     

邓小平对苏(俄)政策思想与中苏(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对苏(俄)外交政策,使中苏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由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改善及中俄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苏第一次会谈述略

新中国成立后 ,中苏两国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重新确立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及法律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率领代表团抵达苏联 ,就废除中苏旧约签订新约展开了会谈。这是中苏两国间举行的第一次会谈。双方经过协商 ,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贷款、贸易等一系列协定 ,对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及远东和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中苏两个“友好条约”看苏联与中共的关系

20世纪中期,苏联政府分别和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这两个条约反映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由冷漠到支持到结盟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苏联对中共政策的实质都在于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侧面--孙科与中苏文化协会

在抗日战争期间,孙科以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为重,始终把握团结友邦的立场,以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和<中苏文化>杂志主编的身份全面而及时地介绍了苏联各领域的状况和中苏外交动态,通过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如展览、放映影片、讲演、纪念会等,为促进两国友好邦交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苏文化协会和<中苏文化>杂志成了国共两党开展合作的阵地和沟通社会各界的渠道,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自己政策的园地.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官方立场的形成及实质──基于田中角荣内阁对华复交政策过程的考察

田中角荣内阁在对华复交政策过程中曾在台湾问题上持较为消极的姿态,之后因复交需要而向中方立场有所靠拢.最终,日本政府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国联合声明中表明遵守<波茨坦公告>的立场,不仅对中方的台湾问题原则显示了理解,而且也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理上承诺了认同把台湾归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