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看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

依存与冲突是抗战时期中苏外交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本文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为例,采用国际化的视角,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背景、中苏在该条约中的收益、中苏在该条约中体现的外交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该约所蕴含的中苏外交的不对称性等四个方面来解读战时的中苏外交关系。本文认为,战时中苏外交依存与冲突的本质就在于维护中苏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明了这一本质,对于理解今天我国开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和谐多边外交关系也是不无裨益的。     

斯大林试图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二战”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围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     

中苏关系史上被忽略的“小事件”

中苏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乱世纠葛，在彼此的竞合博弈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却又迷离。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红色苏维埃还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其中无数闪耀的“大事件”中又有多少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小事实”？     

邓小平与中苏论战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两党分歧的升级和逐步公开化,是以1956年2月14日到25日的苏共二十大为起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成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秘书长邓小平,以及王稼祥、谭震林、刘晓(驻苏大使)等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专家的派遣和管理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量苏联专家在短时间内涌向中国。这对于中苏双方来说,都是缺乏准备的,既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也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上下联系或双方联系阻断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也导致在专家派遣和使用方面出现失误和漏洞。     

鸠山一郎在战后日苏复交中的作用

鸠山一郎作为日本战后有远见的政治家，在旧金山体系下，果敢地选择对苏调整关系的外交路线。在他执政时，积极、主动地展开日苏交涉活动，特别是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果敢地选择了暂时搁置待日后谈判解决的对策，使日苏复交得以实现。日苏复交为日本真正迈入国际社会创造了条件，鸠山一郎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影响新中国60年的十大法律文件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国之初，奠定中国经济基础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新中国恢复发展国内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中涉及新疆的几个问题

在叙述1949年底至1950年初中苏两国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中涉及新疆的许多问题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发生的缘由及其影响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同时还顺便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作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评论。     

中苏农业合作化道路之比较——兼论刘少奇的农业合作化理论

回顾中苏两国农业合作化各自所走过的历程 ,实事求是地在比较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对于深入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在广大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很有必要的。同时重温刘少奇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吸取其中的积极因素 ,无疑对于当前深化农村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60年代中苏边界谈判的历史探索

在60年代,中苏关系最低落的时期,两国边界出现严峻的武装冲突的同时,也有许多重要的利益相互重叠;两国不仅避免了战争的爆发,而且建立了相当频繁的接触;两国关系的改善,是由于两国谈判达成的谅解,对缓和中苏关系注入有限的、可贵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