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约的死亡观

新约圣经对于死亡有其独特的信念与看法。概括说来 ,新约对死亡的看法包含着几个方面的含义 :灵性的死、旧我的死及身体的死。本文主要探讨了后两个方面的意义 ,认为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新约死亡观的主要特征。首先 ,人可以活着经历自己 (旧我 )的死 ;如果从生存论层面来解释其末世论的意义的话 ,那么这种自我认同的转换正表明了旧我之死的深刻含义。其次 ,身体的死如果意味着人在此世之存在的结束的话 ,新约并没有将其看作是人之生命及其身体的结束。死亡乃意味着是个人生命或身体存在形态的转折点     

我在美国家庭服务社做社工

由于外国身份及语言文化差异，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找一份做社工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在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我开始在求职网上检索。结果我发现，在美国，中英双语社工只在几个有限的大城市才有需求，远不及会说西班牙语的社工需求量大。偶尔遇到几个服务华人社区的机构，还希望你最好既会说普通话又会说粤语。     

《新约》伦理美学思想再认识

［摘要］本文通过对《圣经·新约》中审美表达的分析，指出了《新约》神学人性论下审美思维的特点，并提出了应重申基督教审美思维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作者认为《新约》并非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神学训诫没有美学，反而是隐含了丰富而连贯的人生论和伦理美学思想，并阐释了审美体验对生存的意义，指出《新约》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认知角度下中英爱情隐喻的文化对比研究

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对中英爱情隐喻进行对比研究,以发现中英爱情隐喻性表达的异同及其原因。隐喻扎根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从大体上讲,中英两民族在认知上存在一定共性,大部分英语爱情隐喻性表达在汉语中都能找到其对等的表达方式。从具体方面讲,中英爱情隐喻性表达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它们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是造成英汉两民族具有不同的隐喻性爱情表达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理解中英爱情隐喻。     

从中英商业广告用语看中英语言文化差异

随着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商业广告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业广告以销售为导向,追求经济效益,商业广告用语具有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中英商业广告因文化差异在用语方面有着明显不同,结合中英商业广告用语的具体实例,分析中英文化的差异性,以提高中英商业广告业的协同发展,提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商业广告的理解能力。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中英课堂教学模式差异探析——以商贸英语专业为例

英国高等教育十分发达,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世界认同。本文尝试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师生关系及价值观、教学素材和教材、教室布局和课堂管理、考核方式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中英教学模式的差异,并以我国商贸英语专业为例来研究如何借鉴英国高校教学模式的长处,提高我国高校课堂教学的质量,实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所提出的要求。     

郭嵩焘禁烟思想述论

郭嵩焘禁烟思想产生于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实践,并随着他身与中英交涉及乡居办教育等经历而不断深化的。国内朝野官绅的禁烟要求和英国一些正义之士的禁烟宣传是促其禁烟思想形成的重要内外因。郭氏认为,清政府应严禁鸦片,于内先禁鸦片种食,于外积极交涉洋药税厘并征;他力主中英联合禁止鸦片贸易;乡居期间主张禁烟馆以整顿人心风俗。郭氏的思想与现实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对清廷禁烟政策及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近代禁烟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中英文应用语言学论文引言体裁分析

针对应用语言学论文引言的特点,对Swales（1990）的CARS模型进行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英文期刊应用语言学论文的引言结构进行量化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中英文引言结构较为接近,但是英文引言较中文引言结构更为复杂多变,英文作者对Move3的使用策略更为灵活多样,文献回顾的使用也更频繁。这一研究旨在为初始涉足研究领域的教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提高中英文引言的写作质量提供指导。     

赵尔丰、张荫棠因《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而起的一场争论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二十日,张荫棠以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西藏查办事件大臣身份,与英国代表韦礼敦拟订《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章程》全文在当时报章一经刊登,即引发时被任命驻藏办事大臣的赵尔丰的异议。本文主要梳理了赵尔丰、张荫棠关于《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的争论及清廷对争论的裁决。赵尔丰与张荫棠当时所处位置不同,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赵尔丰由于过去的"事功"显得进取与强硬,而张荫棠处在外交谈判位置"妥协"恐难免。《章程》整个谈判过程是张荫棠与外务部不断协商并在其领导下进行的,外务部清楚谈判过程的艰难与反复,故指出赵尔丰"陈议虽高而于事局不无隔膜",清廷最高统治者最终也同意了外务部观点及处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