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诱导需求化解路径研究--基于中西方诱导需求差异的原因分析

由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尤其是信息不对称,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供方诱导需求”。然而中西方诱导需求却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实证数据的引用以及理论分析,发现中西方诱导需求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竞争程度不同、信息不对称程度不同、声誉机制的建立与否以及医生群体的非理性程度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市场化、建立声誉机制、改革医疗付费方式、加强医疗需方教育等路径建议,以期化解中国医生高诱导需求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新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它不是文化史观。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经济基础对文化起决定作用,因此文化批判从属于现实的实践批判;另一方面,文化对现实的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因而文化建设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的终极关怀意义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与人学密不可分。其根本落脚点都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对语言表达的影响

中西思维方式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又影响了语言表达方式.本文从分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入手,从词汇、句法、语篇三方面探讨了思维模式差异对语言表达的影响.同时,作者又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以期给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探究中西方婚礼文化的差异

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中西婚礼文化的相互影响,使当代中国婚礼增添许多西方文化的元素。本文着重分析中西方婚礼文化存在的差异,以及导致其差异性的原因。     

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中西古典解释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言说范式表现出诸多差异:中国解经者在恪守文本"原意"的同时,并不排斥在理论上发经典之微言大义,西方解释学者对于经典的解释限度则有着严格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认为解释对象与解释主体无法分开,本体是一种自我呈现,而西方学者将解释对象看作一种客观的实有,需要解释主体去探究其真实;中国的解释学以汉字字形作为考据中心,以形义的统一为线索,注重现实人生,倾向政治伦理教化;西方解释学以语音为考证的核心,侧重语法的分析,着重阐释上帝的神意与理性的逻各斯之关系,宗教神学色彩浓重,且强调"圣灵感动",等等。这些差异的形成源于二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等综合因素。     

近代中西日文化交流中“政治”概念的演进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传教士的介绍和西学书籍的进入,以及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说借道日本的大规模和系统进入,加以近代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吸取新知的内在驱动力,都在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习惯,“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合成词,成为涵盖以往“政”、“治”词族的具有包容性的词语.“政治”作为一门知识、一门学科,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逐步形成那个时代的“政治”知识体系.这一进程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而且进一步引导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

当代中国哲学是由传统的中国哲学、东传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构成的,在学科形态上亦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等三大领域。这三种形式的哲学在近百年的传衍、流变和转折过程之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脉络和话语模式,因而各自间也壁关重重、差异甚大,甚至存在着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日渐显豁,当代中国文化之身份的明晰性也更加引人关注,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的确立成为时代的呼唤。如何打破中、西、马之间的壁垒,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哲学特有的普遍精神而又蕴含了百年中国之独特经验的新哲学体系,就成为当前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中西智慧比较

比较是人类认识自己最原本的方式之一。中西智慧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字、人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和文化传统之不同特性。西方智慧首先表征为对人和世界的知识论的理性把握,注重形式,认为终极实在可以用形式化东西来把握,通过严密分析、科学精确的理性精神演化出重"自然因果"、规律和法则的科学智慧,同时注重对人的卑劣的情欲的反思、透悟,认为必须要信奉唯一的不变的人格神上帝并创生法律来对治人性之恶。中国智慧表现为对变动不居的宇宙、社会和人生运行规律的一种直觉的参悟、顿悟,认为智慧即是循"道"而行的德性体悟,是来自"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顿悟式的常识理性。中国智慧重事实和价值、德性之知、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中西方对智慧的理解就文化传统、认识论、伦理学的种种视角来看确实有差异,而实际上就深层次或大眼光来看,彼此都是相同相容,也是可以相互融合创新的。中西智慧比较不仅要突破西方中心论,也要突破中国中心论,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应内化为公民人格建构的教化实践中。     

闻一多新诗中的民族化建构思想研究

强调中西艺术的融会贯通,这是闻一多的一贯主张。闻一多认为,只有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才能做出真正的中国的新诗,因此,在他短暂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他始终把新诗的民族性建构作为旨归并长期躬耕于此,他的诗歌表现了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关注,对祖国的热爱与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对黑暗势力的控诉,在内在精神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