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研究的中西交流与对话——"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7年10月17-18日,"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在南昌隆重举行。出席这次盛会的正式代表共有120多人,其中既有来自国外的著名专家,也有来自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叙事学研究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时刻,中西叙事学研究者济济一堂,共聚南昌,就叙事理论与实践中的相关问题第一次坐到了一起交流、讨论与对话。会议共收到了学术论文80多篇。本文从西方前沿叙事理论、中国学者对叙事理论的新探索、对中国叙事现象的探讨与中国特色叙事理论的建构、空间叙事研究、跨学科跨媒体叙事、对叙事文本的新解读等六个方面,对会议论文和发言中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综述。     

试论袁宏道的旅游文化观

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在游观自然山水时,形成了注重主情反理的世俗游乐、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推崇＂文心与水机＂合一的独特的旅游文化观。这种旅游文化观,如果仅仅从时代风尚和思想渊源等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袁宏道与自然山水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在与自然山水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其独特的旅游文化观应运而生。     

唐宋时期中西交通史中的灵州

灵州在唐宋史中的地位,论者多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进行考察,若从中西交通史中观察唐末宋初的灵州,会得到一个新的视角。灵州是唐末宋初中原王朝同西北诸族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使节往来会聚,俨然国际重镇;同时灵州又是当时最重要的中继贸易地,在东西贸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夏占据灵州后,灵州的国际地位和边贸功能削弱,中西交通的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一、关 于"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即"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文化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中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哲学观照下中西修辞的契合与差异探究

中西修辞学在体系运作及策略使用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哲学层面的内省和改造赋予修辞学关乎人类认知能力及心智发展的思维共性,使修辞得以由言辞润饰的功能范畴逐步过渡为隐喻性的心理机制。因此,哲学观照下修辞语篇的分析不仅有利于社会交互和权利实践中话语生成模式的深层解构,同时也有助于人类修辞动机和意图的真实性还原,进而为西方话语霸权硬核的瓦解和中西修辞学的对接融合提供可能性。     

旅游景点山水诗的英译艺术

山水诗是旅游景点介绍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山水诗具有立体感强、字少意多等语言特点,且语法结构随意性较大。将山水诗翻译成英文时,首先欣赏名家的翻译佳作,对正确处理诗歌译文的音美、意美和形美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山水诗翻译中还应注意中西文化视觉的转换、思维不同所引起的语言差异等,同时,应具有一定的旅游专业知识,了解诗歌的渊源典故等,以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华文化。     

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蕴含的文化观,论述了社会分工对文化产生的推动作用,阐述了文化活动与物质活动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无产阶级推动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和基本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下,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大文化论纲

观察研究中国文化,要放宽历史的视野,从远古到现在这一长时间、远距离的时空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中国文化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过去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从具体内容来看,即把具体时段,一个朝代或几个朝代,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单元。放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文化范围内予以具体研究,从而获得更具历史逻辑性的合理结论。从这种大文化观来看,远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历史分期,应该抛开传统的分期方法,可以把几千年文化分为五个大的阶段:一是从周公到孔子,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二是中国文化千年基调的确立,也即先秦两汉第一文化帝国时期。三是中国文化多元鼎盛与一元再造,即从魏晋到唐宋第二文化帝国时期。四是中国文化的因循与沉暮,即从元明到清中叶第三文化帝国时期。五是中国文化的终结与重建,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以及其后长期的中国文化变革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