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雀相逢堪自得懒随黄鹄薄天飞--袁中道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文人生活方式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尽力还原现实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对某种类型文人、作家的具体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研究,了解文学创作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生活中进行的.而对文人、作家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是这种研究的起点.本文就袁中道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探讨,期望对晚明文人生活有一个具体的认识.     

论晚清皇权的终结与民初共和的肇兴

晚清时期皇权的终结与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肇建,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皇权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在中国主要有专制主义与制衡主义两种模式。前者于乾隆朝已宣告终结,后者在嘉（庆）道（光）朝以下成为主导模式,且因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化运动接轨,故而具有了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属性。鸦片战争后,皇权的功能受到了莫大的挑战,慈禧顺势利导,使皇权一时得以稳定。迨其去世,皇 权重新回归于满人贵族掌管的乾隆朝专制主义模式,并很快消逝于革命的烈火之中。皇权已逝,共和肇兴,地主阶级权力结构关系继续运作,遂有袁世凯模式的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但由于孙中山设想的革命进程并未能够真正启动,因而没有在民初政体权力结构运作中产生作用,一时起作用的是袁世凯模式与宋教仁模式的联合与折中,所以民初的“共和”政体,实为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和”行政,而并非所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民国”或“共和国”。     

中道与法则: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德性思想比较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性思想均受到传统理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康德则把德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其中并不排除情感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即对中间性的命中;康德则认为,德性须敬重法则,即出于法则并合乎法则。从中道到法则的过程表现出两者在德性观上的差异:两种德性标准分别为相对与绝对,即中道的相对性与法则的绝对性;两种德性的表现形式分别为复数与单数,即亚里士多德的复数德性与康德基于复数德性基础上的唯一法则形式。     

徐渭文艺观的另一面相：中道

徐渭以其倡求抒写真我、本色而被视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先驱,袁宏道对徐渭的推尊强化了二人同道的印象。但徐渭的文艺观及学术思想尚有孜求中道的一面,“真我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本质的区别,徐渭所论之“我”不是一己之“我”,而是“周天地所”的“大我”。与李贽、汤显祖、公安派论文时扬情抑理不同,徐渭论文主张情与理的统一。徐渭为文有“法严”的一面而有别于“不拘格套”的公安派。《论中》七篇是徐渭孜求中道的文艺观的学理基础,对“师类”“自然”与“警惕”的态度体现了其为学孜求中道的取向。     

兜底的宪政秩序:从国体论视角切入

在确立现代国家的宪制原则时,国体论重视国家的阶级属性,强调国家由谁执政的决定作用.政体论无视国家的阶级属性,重视国家对所有国民、公民的权利保护,因此更看重政权的组织形式.从后者伸张的各种政体理论支持种种宪政民主的治国方略,而国体论是不是完全可以排遣政体论的这类主张,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实际上,国体论主张的阶级专政,由于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前置准则,它也无法完全脱离开宪法需要、宪制规则和宪政秩序.只要一个政治体寻求政治稳定和统治有效,它就必须凸显一种兜底的宪政秩序.否则,它就会丧失国家权力的掌控权,陷入无法自我维持的政治动荡.     

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哲学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直接现实背景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向政制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混乱使得陈独秀反思当时中国精英化的政治样态。同时,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演变,以及从观念出发处置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构成了这一转向的观念来源。质言之,这一转向与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体两翼,合为其针对中国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改造进路。这一转向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不足,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现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和:法文化的思考

"中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也是古老中华法系的"法统","和"是道之用,也是法之用。"和实生物"包含"和实生法"。从"中和"之道可以看到"中和"之法的三个特征:"中和"、"中正"、"时中"。从贵"和"之礼可以展现贵"和"之法的七个层面:道德与法律之"和"、法的天人之"和"、法统之"和"、实在法之"和"、综合为治之"和"、定罪量刑之"和"、法律生活之"和"。     

现实因素与亚里士多德最优政体的选择

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而最优政体的选择又是政体问题的主要议题。亚里士多德在构建理想政体时,注意到现实因素对其学说的巨大影响。首先,他在强调最优政体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同时,对现实因素进行了考虑并对最优政体的建立原则进行了变通。其次,在最优政体的设计上倡导共和政体以及中产阶层执政,并对城邦外部条件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再次,对于最优政体的保存具有重要作用的法律与教育也根据现实状况有所调整。最后,在最优政体之下,城邦与个人具有共同的目标,城邦臻于优良有赖于个人的善。     

二战后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评析

二战后初期,东亚国家仍具有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仿效西方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缺乏政治基础和公众认同,而且难以处理复杂的社会安全形势。这些因素导致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失败和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保持了一定的政治稳定但也导致了惊人的腐败;由于民主的历史,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部分民主形式。我们在承认权威主义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不应美化权威主义。     

让纪元再现中国元素——关于恢复年号的倡议

本文分析了西元纪年的局限性和在我国的不适用性,从提高华夏民族凝聚力、增进海外华人归属感、丰富世界纪年文化多样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论述了恢复传统纪年的必要性.作者提出一方面,多数传统纪年方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对年号纪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文章认为,年号纪年符合中国老百姓期待吉祥如意的传统习俗,有利于传承中国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恢复年号纪年,要继承重视纪年的思想文化传统,要舆论先行.宪法则为恢复年号纪年留出了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