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的启示

宋明理学在整合儒、道、佛三教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舍传求经”、“疑经改经”、“六经注我”三个阶段。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新的千年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中国哲学。创建新的中国哲学,第一步,要回到中西马的原创文本;第二步,发现其理论本身的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产生的问题,对理论的绝对性提出质疑;第三步,在综合各种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再创造,即创建有特色的、全新的中国哲学。     

《列子·杨朱篇》对杨株“为我”思想的深化

杨朱思想在战国时流行甚广,按其宗旨,属于道家.杨朱的为我主义,仅孟子略言,无专书传世,不知其详.幸有<列子·杨朱篇>,使后世得知其言论大要,所以<列子>一书含有先秦两派,即列子学派和杨朱学派的哲学思想.在此,对<列子>书中的杨朱学派思想作两个方面的探讨其一,关于<杨朱篇>年代问题考辨;其二,杨朱思想与<列子·杨朱篇>思想的同异.     

异化劳动：伦理意义及其阙失

马克思从劳动视角出发立足于人本主义来说明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 ,揭示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对人性的扭曲 ,以人道主义的激情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共产主义必然诞生 ,具有巨大的伦理意义。然伦理判断不能替代科学判断 ,本文意在指出异化劳动学说有事实和知识上的阙失。     

中国古典诗歌的困窘——从晚清宋诗运动探寻古典诗歌复古与开新的矛盾

晚清宋诗运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复兴是尽了全力的 ,它继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 ,提出了众多有益的主张。其中何绍基的“真我自立”(简言之“有我”)无疑是其中影响较大的诗论。本文从这一主张出发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复古与开新的矛盾。     

“我思”:从笛卡儿到萨特

笛卡儿以“我思”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第一原则,开创了近代意识哲学,成为近现代西方哲学话语的源头和讨论对象。比朗、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都是在答复“意识是否具有实体性”、“意识是否需要先验主体保障”、“‘我思’是认识还是存在”、“我是自为的存在还是为他人的存在”等问题时展开各自的哲学思想。梳理从笛卡儿直至萨特关于“我思”论题的发展史,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的演进和展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教师“为迁移而教”的能力结构探讨

“为迁移而教”是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的一种具体表现 ,主要包括两大要素 :一是有关迁移以及“为迁移而教”的基本观念 ,二是“为迁移而教”的基本教学技能 ,具体有激发动机、编选与教授学科内容、教授学习策略以及评估迁移成效等教学技能     

明代诗学"体制为先"观念之内涵及其流变

“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之一,历代均有广泛影响,而明代尤为重要,成为连接各种论争的一个焦点。其内涵大体包括四个方面:先体制后工拙,辨体不辨意,先守正后出奇,先体制后性情。本文认为,对“体制为先”观念与创作背景的考察,是理解明代诗学理论论争的关键所在。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本文通过对《为吏之道》与相关先秦文献的疏证,否定了前人关于其思想主体的法家说、儒家说和道家说,认为它杂取先秦各种思想于一体,具有集锦特色。作者认为,这一特色使得《为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义:它体现了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从草根文化层面体现得如此集中明显,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一特色也告诉我们:先秦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相似的知识背景、话语平台和相近的问题意识;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为吏之道》的思想基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证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虑到这份材料只是针对基层官吏,故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所奉行的还是法家思想;《为吏之道》更多技术层面上的守则,缺乏儒道创始人对于大道的关怀,这又是其思想史意义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