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在词素义研究中的应用

标记理论强调无标记性和有标记性,由布拉格语言学派特鲁别茨柯依提出,最初用于音位学和形态学研究领域中。之后,在语法、语义等研究领域中,借鉴了标记理论,对语言机制更深入地加以解释,标记理论也得以进一步完善。语义的基础性研究应从词素着手。词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词素义研究中引入标记理论,可以对词素义进一步解读。     

中国特色案例制度与中国法文化的契合性——兼论案例指导制度与中外判例的比较

中国特色案例制度与中国法文化之契合性可以分别从以例辅律之传统、比附类推之方法、人为称首之取向、案例中国特色等四个层面予以阐释。在本体论上,基于以例辅律之传统例律关系,成文法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案例则只能处于补充地位,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案例制度之定位始终是成文法律的辅助和补充;在方法论上,基于比附类推之传统司法技术,案例原则上不能直接用作裁判的依据,只能以比附类推的方式,用于裁判之说理;在价值论上,基于人为称首之传统司法哲学,案例制度之核心价值在于司法为民;在比较论上,案例指导制度适应我国政治制度、彰显时代特色,维护法治统一、遏制司法腐败。     

《归去来兮辞》再议——让我们向远方的陶渊明再走近一步

《学术界》ao11年第7期《关于〈归去来兮辞〉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归去来兮辞〉索隐三例》的观点进行辩驳,但是,强调字面义不能否定双关义的存在,双关义不会给陶渊明带来“僭逆”之罪,双关义的存在尽管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否证的方法宜另辟蹊径.     

陈与义属于“江西诗派”吗?

陈与义是南北宋交替时期的重要诗人 ,一直被确认为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 ,通过对江西派成员的确定标准、陈与义诗歌创作主张和实践等方面问题的分析研究 ,认为陈与义诗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与江西诗派相去甚远 ,实不应为江西派中人     

《墨经》"义,利也"校诂

《经》文以“利”释“义”,即用“利”字为“义”下定义;意思是:凡“义”即“利”而非非利,非“利”则非“义”。《经说》三句:(１)“芬”字,毕沅释为“美”,是;其他还有一些解法,则不必是。(２)原文本无讹误,下一“能”字,实应训“安”,是把“义”定义为“能安利”“天下”。(３)墨子实在是十分汲汲于用世的,虽又主张“爱民者非为用”,但并未绝对地排斥“用”,“非为用”也绝不是“必不用”;这里的意思是,“利”天下不是为了“用”天下,即“不必用”而“利之”,是“以天下为芬”而“利之”的。     

“去“从离义到往义的变化及相关的词汇问题

本文探讨了"去"从表离义到表往义的机制和过程,认为"去"在先秦时期表示的是离义,从秦汉到唐代是从离义到往义的转换时期,唐以后"去"表往义.并讨论了"去"词义的转变所引起的词汇系统的变化.     

论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义利问题,是道德价值论的基本问题.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儒家义利观有着丰富而复杂的蕴涵."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观贯彻始终的思想,同时也是其积极合理的内核.这一基本精神对铸造和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亦具有重要价值.     

文心雕龙宗经篇疏释

刘勰提倡“宗经” ,并不是推崇和宣扬儒家思想 ,而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中所体现的文章写作的各种表达方式和技巧 ,写出既有充实内容又有生动表达技巧的有补于世的好文章 ,以抵制当时愈演愈烈的浮华文风。儒家五经在文章写作上表现方法齐全 ,艺术技巧多样 ,文体类别兼备 ,源远流长 ,这是刘勰把它奉为文章写作典范的理由和根据。“六义说”是刘勰主张宗经而在文章写作方面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是刘勰对文章写作理论的贡献。它对于现代各种体裁的文章写作 ,仍不失理论指导的意义。     

释“刚”

"剛"字的甲骨文形体,其繁形从网从刀从牛,会用网和刀捕杀牛之意.在词的发生层面上,"剛"字的本义域构成为用工具捕杀[义素(1)]性情剛烈倔强的[义素(2)]公牛[义素(3)]."剛"的词义系统的形容词系列,应以"刚直;倔强"义为起点.《说文》"剛,强断也"的训释不确.     

印度诗学阐释方法

印度诗学阐释方法和印度诗学一样充满异质性,很具研究价值."神谕天启"和"析例相随"是其两大基本形式.二者互相作用,形成了印度诗学阐释方法的"尊神重析"的风格特征.印度诗学阐释方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生成和发展的,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向人们昭示其生成和发展充满必然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