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修辞刍议

语法修辞是利用各种语法因素以取得积极表达效果的修辞活动 ,它以语法单位、语法关系和语法层次的变异为核心 ,实质是语法潜义的显义化     

从礼的常与变看仁心之不安不忍

孔子是集众圣之长以成己身之德的集大成者,也即“时中大圣”(“圆圣”)。“仁、义、礼”是孔子学术的纲领,礼以义为实质,义以仁为基础,礼是仁的表现。礼有常有变,“礼以义起”,礼,时为大。孔子从不安指点仁心,孟子则从不忍指点仁心,皆指人具有先天的善性。在迈向21世纪之时,我们应追随“圣之时者”,走“时中”之道。     

从柔克义会谈到西藏商务代表团赴美——论美国对我国西藏地方的早期联系

1908至1948年间．美国政府派遣柔克文、托尔斯泰等与西藏发生联系,并且接待西藏商分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其与西藏地方的早期联系时期。本文通过中外外交档案资料披露了这一过程．揭示了美国早期插手西藏活动的事实。这对于我们认清美国干涉西藏问题的历史由来,有着重要意义。     

被冻结的民主:政治道德的破产与绝对自由的悖论——费赫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批判

因激进的政治主张和不成熟的民主实践,法国大革命为后世广为诟病。尤其以恐怖专制的雅各宾主义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下被反复批驳。费赫尔从国家政治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由"指券体系"所催生的国家干预政策与"德性共和国"的虚假预设,是大革命从民主走向专制的内在根源。他们将抽象的道德理想投射于具体的政治领域,并借助暴力手段使之进一步泛化到社会各个层面,从而强制营造出德性-国家-民主的蹩脚统一。当道德的衡量标准被肉身化为世俗的革命领导者时,政治民主就被道德专制所取代。其过程本质是哲学层面的绝对自由仓促应用于现实社会的结果。因此,大革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一场哲学实验的失败。而对大革命内涵的揭示,不是要脱离于它的历史区间以思辨的形式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是要通过展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缩短和减轻历史进程中不必要的"痛苦"。     

作为人性的一种自我矫治——孝的正当性讨论

孝的正当性并非在于先天合理,而是需要论证的后天之德。孝基于一种起码的、先在的债务关系,其正当性在于它是人类对出自动物本能的“不孝”人性面的自我矫治,从而焕发人性中爱义乐义的神性一面的本质作为之一,也是当下条件下达致至善的途径。孝不仅代表人禽之辨,而且是成人之道。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俗语词例考五则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时间跨度近两百年,大部分契约和客家人有关,俗语词颇多,尚未受到重视.本文考证了《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中出现的俗语词五则,以冀对《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的解读与研究以及《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字典辞书的编撰和修订有所裨益.     

“格义”之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清末民初之际,作为一种思潮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断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走过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在早期传播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格义”之方法论,用本土固有的思想媒介,如大同、井田制、墨子等,比附接引源于西方异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学习不够系统,理解并不深刻,宣传介绍不够全面准确,甚至主观上还有各不相同的动机,但客观上的确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开了一扇窗,逐渐让国人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形塑了未来社会之理想图景,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