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引入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成年监护的设立方式有两种，即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这两种监护设立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和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但却忽视了被监护人的自我决定权，并剥夺了其尚存的行为能力，为顺应当代成年监护立法理念和国际人权观念，充分尊重被监护人的自治权利，我国确有必要引入已经过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有效实践的成年意定监护制度。     

物权法定原则:理论分歧与立法缺陷的再探讨——兼论物权的开放性与约定性

物权法定被我国物权法规定为一项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源于日本民法,其并非像通常理论上所认为的,被所有国家的民法认可和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许多国家不仅没有规定物权法定原则,有的甚至明确允许依当事人约定设立物权。物权法定原则与民法的自愿原则、物权的具体种类和内容、与市场经济的多样性特质、人的多种合理需求及社会生活变化的实践诸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物权具有开放性,应当是物权法进一步发展、更加切合社会生活实际的发展趋势。     

“应当”强制性的根源

具有强制性意蕴的"应当—义务"既不像道义论所说的那样能够脱离善恶的内容孤立存在,也不像后果论所说的那样单向度地取决于"善"或"更好",而是植根于人类行为在诸善冲突中生成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由于某个行为趋于的基本善总是与它遭遇的次要恶捆绑在一起,所以人们才有必要约束自己,哪怕以不得不忍受次要恶为代价,也"应当"履行达成基本善的"义务",以免自己的存在由于缺失基本善、遭遇基本恶而受到实质性的否定。     

在修辞与实践之间:环境权概念的贫困及其义务转向

从西方移植的环境权概念,成为我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基点,但该概念过度泛化,导致其内部体系并不融贯,难以进入法律实践。通过对其概念发生的目的论考察,可厘清环境权概念中的冗余要素,确定其有效范畴;而参照德国民法理论的权益区分方法,可知环境权概念之有效范畴指向无法权利化的环境利益,其本质是政治宣示和修辞,并非有效的法学话语。结合我国现有政治法律结构,应当以"国家保护环境"的公法义务为核心,以保护公民环境利益为指向,建构公法化的环境法学话语体系。     

论夫妻之间的性权利——以家庭和谐为视角

性权利是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意志表达性意愿,实施无害于他人的性行为,并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性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的特点,属于人权的范畴。同居权则属于相对权、请求权,不能对抗性权利,但忠实义务对性权利的行使提出了必要的限制,至于婚内强迫性行为,不能以性权利为由,一概界定为强奸罪,应分情况而论。     

论坚持“以德为先”选用干部

我们党选用干部标准的思想经历了从毛泽东提出的＂德才兼备＂到胡锦涛明确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历史的、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从宏观上和战略上看,坚持＂以德为先＂选用干部,在理论层面和现实需求层面上都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要使＂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不致于流于形式,就必须健全完善与时俱进的党员干部＂德＂之衡量标准。     

江苏洪泽县：试行党员教育管理“一证四评工作法”

近日，洪泽县民政局为进一步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激发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决定在党员队伍中试行教育管理“一证四评工作法”，用积分手段对党员进行动态管理。一证是指由县民政局党总支制定积分评分细则，为每一位党员制发积分证。     

监督过失责任限制论要——基于新过失论的耦合式架构

作为过失犯的特殊形态,监督过失在其责任认定上呈现出一定的泛化倾向,特别是在处理严重的责任事故时,被追责主体链的过于延伸,不仅有违刑法的谦抑品性,更令其罪责追究的正当性存有非议。为限制监督过失责任,有必要以新过失论作为其过失犯理论基底,在通过"被允许的危险"和"风险分配"理论对监督过失客观注意义务展开构造性限定的同时,权衡并依据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限缩监督过失责任中的负有监督义务者对危害结果的主观注意义务。     

我国善意救助者法的立法与司法——以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为考察

我国社会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诚信危机,突出地表现在救助他人的问题上。借鉴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在我国确立好撒马利亚人法的基本原则,不对公民科加一般救助义务,仅确认特殊救助义务,坚持对见义勇为者和善意施救者的损害予以救济,通过善意施救者的抽象过失和具体过失豁免权以保护善意施救者,鼓励公民积极救助他人;辅以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承担侵权责任,促使救助行为达成其救助目的,在切实保护救助者的同时能有效地规范救助行为。     

首席执行官的权利和义务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本在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作为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本——首席执行官（以下称CEO），能有效解决董事会决策效率不高、决策层与管理层脱节等弊端。但一直以来，CEO并未写入各国公司法，只是一个公司治理实务上的概念。只有对CEO的权利、义务的来源和范围有了明确的认识，为我所用，才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正常、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