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从《读风偶识》看崔述的“因疑而求是”

本文主要论述了清人崔述《读风偶识》一书“因疑而求是”的重要特征。崔述之所以能在清代考据大家林立之中独树一帜,主要得力于他的读书治学十分重视文本,因而才能够做到：一、不拘一时之说,独树一己之见。二、以诗言诗,以文求义。三、以史考实,疑伪详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抛开功名利禄而纯粹致力于学术,有一种严谨存诚、科学求实的态度。这便是他在清代诗经研究及考史中能有独到之见并颇具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治学动机及精神,实在是当今学术界也应该着力提倡的     

论九叶派诗歌中的毁灭和复活话语

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影响下,九叶派诗歌充满怀疑、否定和反叛精神,同时也蕴涵着对于生命完满的渴望,这就使其作品在毁灭和复活话语的建构方面体现出独特特色。他们的毁灭话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艺术探索中对常识性观念进行再评价;其二是对现实与生命进行全方位揭示。在毁灭话语之间又随时流淌着新生话语,即那些体现现实与生命流向和诗人的渴望的情绪、情感。     

重评蚩尤与苗族族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苗族古史研究述评之一

本文对近20年来关于苗族族源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基本总结.文章概述了学术界重新评价蚩尤的基本观点,认为应还历史本来面目,将蚩尤与炎帝、黄帝同列,共尊为中华民族的三位始祖;文章还就九黎、三苗的有关史实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苗族先民与东夷、南蛮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考古资料说明和印证苗族先民的历史等问题,作了扼要的综述,并进一步阐明了作者本人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     

从“四时”学说看宋玉“悲秋”主题

宋玉《九辩》颇受阴阳学说影响,“四时”和“四方”所构成的“阴阳-四时”体系是宋玉“悲秋”主题的哲学基础。这一体系对其“悲秋”主题有莫大影响：一是“秋”在被纳入“四时”体系的过程中,完成了“政治化”与“哲学化”的转变,大大丰富了“秋”的内涵;二是在“四时”体系发展的过程中,“秋”与“忧情”“愁言”产生关联,“秋日”言“愁”成为一种顺应时令的情感表达方式;三是《九辩》中主人公“逆时而动”的情节,将“悲秋”主题升华到了哲学的层次,展现出一种“崇高”之美。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先生以大胆疑古和编辑<古史辨>一书而闻名.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偏重于破坏伪史,而较少从事建设真史.顾颉刚认为,学术之大,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深入和发展,破坏与建设只是分工的不同,破坏是为了建设,辨伪是为了存真和求真.顾之一味疑古辨伪,也是基于此.另一原因是,顾颉刚在考古学素养方面的缺乏制约了他去做建设工作.     

对我国税法中确立“疑税从无”原则的思考

“疑税从无”是指对税收征管中的矛盾和疑点保持质疑,该原则具有强烈的客观性,是税收法定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演绎,也是税法原则完整性和人权保障价值理念的内在要求.“疑税从无”原则对政府征税权构成制约,使税务机关不能仅依间接资料而推定课税,从而为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法律行为提供了可预测性和确定性,成为提升税法立法级别的推动力之一.我国税法立法应恪守税收法定的理念,从明确课税要素、在有关税收案件的审判中引入税收判例制度、加大对税收征管行为的司法审查力度和广度等方面确立“疑税从无”原则.     

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辨误

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宝箴集》第三册收录有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一文。文中关于天津教案始末的论述,存在时间记述上的讹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陈宝箴年谱简编》正是以此文为据,得出陈宝箴于同治八年正月因天津教案在保定面谒曾国藩的结论。通过细梳天津教案发生的时间及陈宝箴、曾国藩、方宗诚三人从同治七年至同治九年的行程与交集,可以得出结论,即陈宝箴从方宗诚处得知天津教案内幕的时间是在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方宗诚抵京后,闰十月离京赴天津前,并非陈宝箴“北行入都”之时。     

再探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矛盾成因

文章认为由于和硕特蒙古汗王和清朝的宗教分治和1751年的“政教合一”的治藏策略,为日后两大系统的不和埋下了隐患;18世纪起,随着清朝国势的衰败,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侵略的不断加深,英、俄等国为侵略西藏扶植代理人而对达赖、班禅实行拉拢、挑拨和离间,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政治立场上产生分歧,加之清政府治藏政策的失误和个别驻藏大臣的偾事误国和十三世达赖的“唯我独尊”,导致两大系统间发生矛盾、冲突及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