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鲁迅在上海的共事与合作

痛击"新月"派的挑战,创办<奔流>杂志,探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实质和内涵,团结"左翼"作家结成统一战线,争民主、争自由、抗日救国,是郁达夫和鲁迅携手的目的,同时也是他们在上海时期的主要生活内容.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作家与作家素质

关于精神产品的创造主体作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是文学研究领域长期被人疏忽的一块处女地,甚至不少写一辈子作品的人都未能了解作家作为群体的自身和作为个体的自身的特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展开作家素质的研究,对于推动文学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应该从作为“作家”的人和作为“人”的作家这两方面去深入研究,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住文学创作群体作家的共性化素质特点。     

文学 语言 风格

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动态，以相关学科的理论，论述了文学、语言、风格三者的关系，重点阐明了文学和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出的关系，对文学作品语言的研究历来存在的两种偏向，关于文学作品语言的本质特征以及对俄国形式主义者关于艺术语言的特征在于“陌生化”学说的评价等等。     

金初耆旧作家与庾信之比较

同为出仕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作家,由南朝入北朝的庾信和由宋入金的耆旧作家的作品却有很大的不同。金初耆旧作家缺乏庾信作品中的王室情,其各自的具体处境和历史环境是其主要原因。     

论语言交际与方言的"乡土根性"

本文论述了语言交际中的共同语与方言的固习性之间的关系 ,并从肖伯纳戏剧《卖花女》切入 ,阐述了标准英语与方言的优劣。笔者调查研究了在英国剑桥学习的 3 0名中国留学生的英语语音情况 ,结果显示汉语方言中鼻音n与l边音分辨不清者 ,对英语中 [n]和 [l]的正确发音具有持久的障碍性 ,即“乡土根性”。克服这种障碍的最佳办法并非语言环境 ,而是语言学习中所采取的策略     

尼科尔——男性作家笔下悲哀的"第二性"——从《刽子手之歌》看诺曼·梅勒的创作意识

《刽子手之歌》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重要作品,在小说中他根据真实故事塑造了尼克尔这一悲哀的“第二性”形象。在尼克尔身上既体现了作家的男性意识,表现在男性视角、男性叙事、男性话语三方面。同时作家又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从而表现出诺曼.梅勒复杂的创作意识。     

现代中国作家兼翻译家现象研究——翻译文学、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考察（之一）

翻译和创作共同促动了汉语的现代化进程,而以翻译为功更高;考察现代中国语言与文学的现代化,必须注意到一个特殊现象--许多人兼作家、翻译家于一身,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个领域辛勤劳作,推进了现代汉语的形成.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切入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的研究,揭示出在现代民族国家创建初期,语言和文学的现代化就是由这样一批一身二任的人推动的.他们的功绩值得后人尊敬,他们的教训值得后人借鉴.     

乡村振兴视域下陶行知乡村幼儿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复杂系统工程,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农村幼儿教育先行。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幼儿教育发展,但因多种因素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急需解决关键问题,突破诸多困境。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已独到地认识到我国乡村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实验和探索中形成了著名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高度契合。乡村振兴视域下回顾陶行知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     

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中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是形塑农业经营模式的三个基本因素。具体而言,政府投入的资源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而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新型的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又离不开资本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管理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才能确保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能否立足,还取决于资本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立足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可以认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