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交际与方言的"乡土根性"

本文论述了语言交际中的共同语与方言的固习性之间的关系 ,并从肖伯纳戏剧《卖花女》切入 ,阐述了标准英语与方言的优劣。笔者调查研究了在英国剑桥学习的 3 0名中国留学生的英语语音情况 ,结果显示汉语方言中鼻音n与l边音分辨不清者 ,对英语中 [n]和 [l]的正确发音具有持久的障碍性 ,即“乡土根性”。克服这种障碍的最佳办法并非语言环境 ,而是语言学习中所采取的策略     

稼轩豪放词军事意象初探

战争军事意象是稼轩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征。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结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体现了辛词的个性特点,也反映了两宋词史上的又一重大变化,即男子汉气概的激扬,词中女性的柔婉美最终让位于血性男子的力度美和崇高美。稼轩豪放词中的军事意象,体现了作者博大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盼望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强烈民族意识。     

浅淡诗歌翻译中意象问题的处理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译者应在翻译中尽量保持独创性意象,舍弃废弃不用的或陈腐的意象,以新的意象代替旧意象,或直译加注去解释原语文化中的特有意象。     

乡村振兴视域下陶行知乡村幼儿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复杂系统工程,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农村幼儿教育先行。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幼儿教育发展,但因多种因素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急需解决关键问题,突破诸多困境。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已独到地认识到我国乡村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实验和探索中形成了著名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高度契合。乡村振兴视域下回顾陶行知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     

从“关中锁钥”到“西陲都会”：明清银川城市意象变迁

银川城在明朝是西北军事防御重镇,九边重镇之一,有“关中锁钥”之称。然随着中原王朝边疆经略的变动以及地方行政体系的变革,银川由西北军镇进而转变为地方行政中心,并发展成为“西陲一大都会”。由明入清时期银川城市意象不断变迁,这些意象的变化表面看来是对一城市表象表达的改变,实则是城市功能变迁的直接反映,其变迁发展与中原王朝边疆经略政策以及地方军政体系演变有较大关系。     

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中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是形塑农业经营模式的三个基本因素。具体而言,政府投入的资源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而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新型的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又离不开资本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管理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才能确保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能否立足,还取决于资本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立足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可以认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     

乡土记忆与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研究——基于湖北巴东堂戏的思考

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其原生社区的生活常识,承载村落记忆和文化共识,内含民族文化基因。本文基于"乡土记忆—社区营造"的研究框架,以湖北巴东堂戏保护为例,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探索非物质文化传承困境和保护机制的创新,认为应通过乡土社区营造,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并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的地域空间,构建政府、学界、企业、新闻媒体和村落居民五位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文化建设网络,变"碎片化的补救保护"为"区域整体保护"和"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传承"。     

小说《恐怖分子》的"魔鬼"意象解读

《恐怖分子》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依托9·11恐怖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所写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推理分析作者厄普代克创作的真实动机和意义,一步步揭示小说中"魔鬼"意象的真实身份,指出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才是美国恐怖主义的根源.     

论认知视角下诗歌建构中的象似性和隐喻性——以李商隐《夜雨寄北》为例

诗歌作为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形式,其语言文字只是表层现象。从认知视角来看,具有共同认知机制的象似性和隐喻性不可避免地存在诗歌之中,并影响着诗歌中文字、意象、概念等的构建。基于Peirce的象似性理论及Lakoff等人的概念隐喻理论,分析了认知视角下象似性和隐喻性在建构李商隐《夜雨寄北》一诗中的运作机制和功能。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的苍凉基调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常以苍凉著称,她的许多小说,诸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开头都为读者展现出了一副苍凉的意境,《小团圆》也不例外,在《小团圆》中她把这种苍凉文风发挥到极致。关于《小团圆》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综观这些学术成果,关注的热点问题大都是小说是否为作者的自叙传、"张胡之恋"的内涵、张爱玲的妇女观等,对小说的苍凉文风关注不够。通过研读文本,可以看出《小团圆》虽然是自叙传,反映了张爱玲的少年生活、求学经历、爱情遭遇、母女关系等,但又不同于自叙传,它来源于张爱玲的生活积累,同时又有张爱玲的匠心独运,它反映了张爱玲高超的创作技巧,特别是张爱玲对苍凉风格的选取运用。张爱玲在故事的编排、人物形象的设计、意境的营造方面,都给小说打上了苍凉的底色。她在《小团圆》中编织的破碎的家国梦、难圆的闺阁梦,塑造的盛九莉、邵之雍、蕊秋、盛九林等可悲可怜的人物形象,营造的大考前的早晨、晚唐的月亮、木雕的鸟等紧张或冰冷的意境意象,揭示了乱世背景下浮世生活的不可预测和难以把握、爱情的短暂和失去难再得、每个生命或物质个体的微不足道。她冷冷的地撕开了生命华美的袍,使人在看到生命本真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小团圆》让人在张爱玲去世20多年后,读之仍不免叹惋,它是张爱玲的人生感悟,也是张爱玲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更是张爱玲悲剧意识产生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