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话语的产物——《三国演义》女性形象论

由于题材的特殊要求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处于配角的位置。罗贯中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 ,使用男权话语去描写女性形象 ,赋予笔下女性形象以工具的作用。小说中的美女、烈女、良母等形象系列 ,成为最能体现作家创作意愿的文化符号     

乡土型城镇化:一种内生型城镇化模式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使人们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思考更加科学、理性。农村是城镇化的主体之一,乡土社会仍然能为城镇化提供动力,因此,乡土型城镇化或许能够回答村落命运这一问题。而要构建乡土型城镇化,必须要把握城镇化与乡土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为乡土社会和新型城镇化营造适宜的互动机制和空间。     

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

文章通过以燕窝为代表的海产品生产、贸易和消费,展现中国研究中"海洋中国"的面向,将燕窝消费、贸易和生产网络视为一面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透镜,以此超越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乡土"视野。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文章大致梳理了燕窝在中国大陆的消费、在中国香港的贸易和马来西亚沙捞越的生产情况,指出"海洋"以观念和实在的海产消费、沿海港口贸易等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重要元素。     

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小说文化表述的三次转向

依据作家的写作动机以及作品主题,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早期至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小说主要追求地域乡土特色;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民族文化特质成为少数民族小说的核心主题;90年代后期以来,自然和文化危机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普遍焦虑,其作品呈现鲜明的文化生态意识。三次转向背后是社会文化语境的改变和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内涵的变化,或可以此为启发反思并深化当前的多民族文学研究。     

从人情的变化来看新乡土中国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整体特征以及农民的行为逻辑做了详尽的描述.那么如今的农村社会结构还具有这些特征吗,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模式经历了怎样的改变呢,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以来城市对农村的影响不断加大以来,农村的乡土性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呢.     

乡土社会调解的法律文化学思考

调解一直是我国乡土社会重要的解纷方式,本文基于法律文化视角,从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现实法律文化背景以及国外解纷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思考了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调解在乡土社会解纷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在建构我国多元化的解纷体系时,应重视调解解纷机制的作用。     

中世纪英国巡回审判制度对国王司法权威的影响

巡回审判制度从盎格鲁—诺曼法律制度中发展起来,在亨利一世统治时期正式形成,至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得以发展.随着巡回审判制度的发展,国王的巡回法官遍及王国各地,王室司法权随之不断 扩展,国王对王国的控制力增强.但在当时多元司法体系和教俗二元政治结构的大环境下,国王所谒求的那种对整个社会高度控制的局面并未出现.即使是巡回审判也不能将王权完全延伸至地方.在中世纪英国,权力分割下的王权尚未发展为专制统治.     

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经验事实来看,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其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后乡土中国主要体现为: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及维续意味着部分“乡土性”特征的留存;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在于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     

狂欢理论的有效性及其阐释边界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忽略了主体承载文化的复杂性这一基本事实。作为权威文化和狂欢文化的载体,民间充满着自我冲突与罪感。在民间精神结构的复合整体中,狂欢文化只是一个次要的部分,它最后达成的是对既有权威文化的加固。另外,巴赫金把民间文化概括为以笑谑为主的狂欢文化也是片面的,它忽略了民间文化中的恐惧、自欺、粗浅、鄙陋等要素。狂欢文化乃至民间文化无法完成超越、更新既有权威文化的重任,寄望于民间形态的狂欢文化只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从权威文化对种种"狂欢"文化的收服来看,狂欢理论的有效性仅限于文本的局部,其阐释边界极为有限。如果不顾这一边界的存在而以其阐释文本全部,则势必要曲解文本。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资源、权威与社会认同困境——以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例的分析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内外交加”困境是在由单位制时期向后单位时期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在成立和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分析发现,这些“内外交加”的困境表现在: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着组织资源匮乏、组织权威失效、社会认同度低下等方面.而社区民间组织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忽视、社区民间组织自组织化的“弱视”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漠视.要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就必须在政府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规划及相关制度建设,以提升与社区民间组织“合作共强”的能力;在社区民间组织层面上,要规范其活动行为以增强组织权威;同时还要动员各种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民间组织中以改良其发育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