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策研究

托达罗模型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机制,符合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该模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缩小城乡差距和城市失业问题根本出路;配置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间接方法;城市创造劳动岗位以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局限性等.我国要解决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必须采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大力发展农村涉农服务业、建设中小城镇、重视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和改革教育发展目标等措施.     

士人的文化心态与朝隐思想的流衍

朝隐是晋宋后士人普遍奉行的一种处世哲学和隐逸方式,是专制体制下君权政统与士阶层道统矛盾斗争滋生的产物。作为朝隐的雏形,西汉东方朔提出的"避世金马门"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变通隐逸方式,它为集权政治下的士人在政治附庸和心灵超越间找到了一条立身之道。魏晋以来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士人价值理想的龃龉使士人对政统日渐离心,郭象玄学思想的播散使士人普遍认同"出处同归"的朝隐意识,朝隐因此沦为六朝士族依隐玩世、抛舍个人社会责任的托词。开明的社会政治、园林的普及使初盛唐朝隐在六朝基础上发展出肯定积极事功的时代新义,朝隐不废经世之心,唐人身居魏阙而又优游林泉,在山庄别业中兼仕隐、齐出处,实现其遗世之想与山林之思,成为盛世气象下朝臣即闲得逸的心态的标榜。     

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规民约论纲

英租时期（1898—1930）威海卫的乡（村）规民约内容极其丰富,类型异常繁多,地域特色十分鲜明,时效性强,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变通性。一般是由居住于该地域范围内的村董、总董以及乡绅阶层共同发起、协商制订的,也有以宗族名义制订的族规、家法类乡规民约,还有一些是由一些民间组织制定的。这些乡（村）规民约事实上就是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具有规范、互助和奖惩等功能,它起到了维持威海卫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进而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政村治构建下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的挑战与困境,特别是农村管理层间权能职责的厘清,更是迫在眉睫。在阐述＂乡政村治＂的农村治理机制的背景下,探讨了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最后指出只有正确处理好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才能为乡村管理者提供更加清晰的管理脉络,为它们依法行政、依法自治提供一个更加科学的指导。     

明末清初汉文西书中“海族”文本知识溯源——以《职方外纪》《坤舆图说》为中心

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传入中国的地理知识中,包含有"海族"即海洋生物知识。学界对这些"海族"知识已有一些研究,但不够充分。艾儒略《职方外纪》和南怀仁《坤舆图说》的"海族"文本,针对不同的内容,参考了欧洲不同类型的资料。其中包括地理学书籍,如16世纪中期马格努斯的《海图及对北域的描绘》《北方民族简史》、奥尔特利尤斯的《寰宇大观》等。为了使描述更为精准,当涉及具体论题时,相应研究著述也会成为艾儒略和南怀仁参考的对象。因此,尽管可能有主要的参考对象,但他们的作品可以被视为他们当时能够接触到的各类资料与信息的杂糅。这些"海族"文本知识,既有古希腊罗马自然史传统的印记,又有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动物故事集文本传统的影响,还有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的"科学"的"新"知识,呈现了当时欧洲知识界的整体面貌。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游走的"边缘人":新时期乡族小说的新形象

游走的"边缘人"——流动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型阶层。"边缘人"的兴起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对"边缘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大事。忍让型"边缘人"经济地位的缺席预示了他们劳动价值的失范,"自我认同"型"边缘人"则通过自身的抗争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同。新时期乡族小说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些"边缘人"所表现的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士为知己者死”说

“士为知己者死”最早见于《战国策》，随之成为封建社会里士人实现其生命价值的独特方式。战国时的“士为知己者死”，有重视钱财之交，高扬自我价值的倾向，这是战国之士重利思想和进取精神的一种折射。降至司马迁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对统治者的人身依附性增强，悲剧色彩更浓。随着阶级社会的灭亡，“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和行为也付之东流。     

乡村振兴:历史源流、当下讨论与实施路径——基于相关文献的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国内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性继承与发扬,也是对韩日乡村建设运动及我国台湾乡村建设的扬弃与创新,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最新战略布局与要求.从其主要内容上看,乡村振兴的展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升级与重塑,其不仅是要实现乡村的发展,更是要为中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奠定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应形成总体规划布局,应同时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通过整体与具体双层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的建构,最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劲支撑.     

明朝中后期贵州侗族基层自治组织执行习惯法的功能刍议——兼论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乡公”制度

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明朝中后期贵州侗族腹地基层自治组织执行习惯法的功能进行了探讨,并对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乡公”制度进行了初步研究。贵州侗族地区存在着独特的双重社会组织,适用两套律法体系。府、州、县和土司执行明中央王朝制定的律法,洞（峒）、款组织和乡公执行本民族习惯法一款约,实行自治,具有独特的村寨自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