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来华传教士认知中国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演变

近代以来,来华传教士为了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考察。传教士对中国风俗的考察和研究,是其了解中国国情、探索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西方中国观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传教士对中国风俗的考察、认知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乡政村治构建下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的挑战与困境,特别是农村管理层间权能职责的厘清,更是迫在眉睫。在阐述＂乡政村治＂的农村治理机制的背景下,探讨了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最后指出只有正确处理好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才能为乡村管理者提供更加清晰的管理脉络,为它们依法行政、依法自治提供一个更加科学的指导。     

清初耶稣会士巴多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述评

清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以其渊博的学识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对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了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等史料的考察,对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方面做出的诸多贡献进行了相关研究.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

陕西当代乡土小说书写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当代十七年"时期的乡村革命书写;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改革书写;三是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历史书写;四是新世纪出现的"废乡"书写.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以及理论观念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村庄治理国内研究述评

村庄治理国内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初的＂村治＂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费孝通等的著述构成早期研究的经典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含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维度开展研究,形成村庄治理研究的又一次热潮.综合起来分析,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实证调研,谋求村庄治理实际问题的解决,纯学理性的理论建构不多;改革开放后则将研究推向多个学科层面,全方位研究村庄治理的各个侧面,不仅注重个案性的实证研究,而且也不乏理论上的归纳和提炼.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策研究

托达罗模型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机制,符合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该模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缩小城乡差距和城市失业问题根本出路;配置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间接方法;城市创造劳动岗位以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局限性等.我国要解决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必须采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大力发展农村涉农服务业、建设中小城镇、重视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和改革教育发展目标等措施.     

即凡而圣：人际交往视域下《吕氏乡约》的伦理操练、情境礼仪与调音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中国士人的屈原情结与人生困惑

后代士人把屈原作为士人的典范及命运舛错的知己来讴歌、赞美,造成了中国士文化心理的显著特色--屈原情结.解读屈原情结,便能揭示中国士文化的深层内蕴正是依附与独立的双重心态、功名与诗名的价值选择以及执迷而不知解脱的情感特征,造成了中国士人的人生困惑与人生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