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参孙故事的原型及变体

文章对参孙故事的原型及两个代表性的变体<斗士参孙>和<参孙的复仇>的创作意图、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异同及内涵进行了论析.     

乡遂之制与西周春秋之乡村形态

西周春秋时代的城邑与乡村并非完全如《周礼》所言,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以乡遂、国野之制解释之。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引入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不难发现,城乡关系与国野乡遂制度是两个交叉的概念。国野乡遂主要是政治属性概念,而城乡只是聚居点的分类与分级概念。国一般可以等同于城市,野则是由城邑和乡村共同组成;国之四周的郊、乡区域,一般也是大小不等的乡村村落。至于分封到各处的卿大夫往往是以采邑为中心,统辖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城乡共同体。乡村之中有着与城邑同样的宗法血缘关系,乡村组织是血缘与地缘的合一,而且在这一组织中,尽管家庭已是基本的生活与财产分配单位,但家族仍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与社会组织单位。     

民国时期的晋江华侨与乡族械斗

文章根据新发现的民国档案、报刊资料,就民国时期晋江华侨在乡族械斗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一探索.华侨一方面充当支援者,利用资金、武器对家乡械斗予以接济,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言人向政府施加影响,助长了械斗的蔓延;另一方面又充当调解人,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参与械斗的调解,努力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矛盾角色反映出乡族观念对华侨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民国时期华侨已经成为侨乡社会的一种重要调节力量.     

郑板桥的矛盾人格

郑板桥的矛盾人格主要表现在:积极进取的儒士人格和惊世骇俗的狂怪人格两个方面,而造成这种人格的成因则主要归结为:儒家正统教育的塑造,狂狷名士之风的继承,以及当时的个性主义思潮三者对他的影响。     

别具特色的乡土小说叙述——评《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小说叙事》

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急速转型的时代,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旧有的农村生活方式、乡风民俗、人际关系逐渐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袭,人们在欢呼着奔向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不无惋惜地感叹自身所熟悉的乡村文化的遗失.许多从农村逃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离开了家园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患上了"都市怀乡病",无论是以理性的态度批判农村的愚昧贫穷、农人的麻木冥顽,还是以浪漫的情怀追忆乡村的简单淳朴、诗情画意,乡村都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因之,乡土文学也成为20世纪文学中的"显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瞩目的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队伍中,无论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还是剧作家,大多都涉及到乡土题材创作.     

“士”之“穷、达”矛盾及其文人题画诗的儒家情怀

1.在以往的文人画研究中,人们多注意了庄禅的影响,而很少提及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士")之优良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儒家精神;中国古代之"士"素有"穷"、"达"、进、退之德行化追求;2.源初意义的水墨"文人画"是士人隐逸的产物,是知识分子"兼善天下"受挫失败而"独善其身"的选择,庄禅是他们的本色。但出世退隐而"君子固穷"之"士"却始终郁勃着入世"兼济"之情怀。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文人题画诗即在表达着"诗以言志"的人格修身与"兼济"梦想,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情怀天地可鉴。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两个遗民典范:释大错与王船山

明清交替之际,是中国遗民史上最为特殊与突出的一个时代。释大错与王船山为同时代人,生逢"天崩地解"的沧桑巨变之乱世,于明清更替过渡之际,亲历大明王朝之气数尽绝而回天无力,虽然二人同为儒生,同在南明永历政权为官,却素昧平生,互不相知,但都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前者出家为僧,却心系南明,不舍忠义;后者独善为儒,却玩索佛理,与僧交游。二人皆心怀复明灭清之志,共同拥护与竭力扶持南明永历政权,为反清复明而奋斗不息,始终坚持维护民族尊严,挺立节义自我,并终不放弃希望,忠贞不渝,老而愈坚,坚而弥笃。在痛失南明永历政权后,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自甘为孤臣遗民的道路,一逃禅为高僧,一逃隐为大儒;一以方巾示寂,一以正学善终,均在湖湘了却遗生,至死不坠青云之志。在中国文化史、遗民史以及佛教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令人长太息,令人长追思!他们虽是古时悲剧人物,然而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我们时代中人的人格镜像。中国儒学与佛教的互补与共济,陶冶出中国最伟大的精神与人格,大错与船山是晚明遗民的典范。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于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是非耶稣会士,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