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全国6省11村的调查

从项目体制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分析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和破解之道。以举债为主要模式的项目筹资配套政策是诱发新村级债务的制度原因;村民"无责任的发展欲"是造成新村级债务的村庄原因;村干部经营项目谋取私利的行为是造成新村级债务不断膨胀的核心动力;乡村利益共同体是导致村务和村级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失效,从而造成新村级债务失控的深层原因。在以上4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村级债务的出现和日益膨胀便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适当调整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的输送方式,加强村务和村级财务的相关制度建设,以及提高农民对村务、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破解新村级债务的关键举措。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民国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的比较与启示

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是民国乡村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乡村治理前所未有的变动。政权下乡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造,以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县自治运动为代表;知识下乡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各有其局限,在实践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处理好下乡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对权力的监控以及向基础型权力的转化等问题。     

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多维效应与内在逻辑研究——基于连片特困区A村的田野调查

在精准脱贫方兴未艾的浪潮中,关于精英俘获与能人效应的研究有待商榷。集中连片特困区A村的典型事例为我们深入了解当前脱贫治理中能人效应问题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证明精英理论对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解释力。有鉴于资源贫乏、低自主性的贫困现实,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便成了乡土逻辑中的适宜性治理形式,有助于带动村域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贫困户可行能力改善。文章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从精准执行效果、村域经济效益、社会治理成效等多维效应出发,综合评价能人在贫困户精准分类、资源整合开发、脱贫治理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力集合,分析其在贫困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并从作用基础、结构动因、目标导向方面,论述能人效应带动精准脱贫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得出乡村能人引导贫困户行动、激活村域经济活力、优化扶贫组织关系结构的作用机理。     

政府主导型景区开发中居民社会关系与乡村居民利益获取研究

人类活动具有社会性并在生产生活中产生各种关系,诸种关系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具有一定秩序与规律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就是社会关系系统.在政府主导型景区开发中,政府通过政治关系运用政治权力主导机构设置、资金投入、资产补偿等景区开发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利益分配.政府主导可能导致乡村社区丧失景区控制权;规划团队及规划方案使乡村社区核心景点和非景点区域利益获取出现分化,引发乡村社区利益空间秩序发生变化.研究发现,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社区展开博弈,导致社区生产空间和旅游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社区居民与其他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关联性及关联程度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利益获取.     

历史、现实、重塑、整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规民约研究

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竞演的场域,村规民约因其自身的乡土优势,自古就是重要的乡土竞演规则。随着国家政权和政策的演变,这套乡土秩序规则历经了辉煌、式微、转型三个阶段,当前重新活跃在广大乡村。作为一种村民自决产生、沿袭传统道德、发挥"法律"约束的文本,其与当前建构集自治、德治、法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不谋而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应该发挥村规民约的重要作用。但当前由于制定程序缺乏民主、乡村共同体消解、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缺乏调适导致村规民约难以发挥其在促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上的作用。建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应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的民主程序、重构乡村公共意识、调适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广东农业现代化发展

广东省是全国经济发达省份,但人均GDP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居民收入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广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是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希望所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突破口,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的实现途径。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必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大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加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乡风文明的良好社会风尚,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东亚各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先后推出了系统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 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是循着国别路径展开的,多注重研究中日韩等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出及实施,而没有从比较社会政策的视角展开总体性比较研究。 故结合东亚主要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变迁进程中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实践,展开总体性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涵,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提炼,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