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区建设大事记

我国的社区建设运动最早是20世纪初期开始的,受国际上一些农业国家的“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等民间自发的社会改良运动影响:1924年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推行了平民教育;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江苏南京创办了晓庄学校及其后来在江苏各地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梁漱溟先生创建的河南村治学院及其后来在江苏、山东邹平县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中国社区建设的先行之举。30年代初,吴文藻等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社区研究随即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流。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后,社区以及社区发展也就不再被提及,使中国在其后几十年…     

天工钢构：为黄山工业化助力

黄山市天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座落于屯溪区阳湖镇帅鑫工业园企业注册资本310万元，占地面积30亩．现代化钢结构厂房4000平方米．办公设施齐全，公司专业从事钢结构厂房和建筑用钢模等的制作和安装，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探索有西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国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长期落后于东部,虽然与国家宏观政策有一定关系,但传统工业化技术与西部地区的特殊区位因素是造成西部地区落后的主要原因。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可以克服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西部的比较优势,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新型工业化是西部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初级群体及其功能分析

社会群体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单位,社会群体生活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群体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如此,民族社会学更如此。处于转型期的西北民族乡村社会,社会群体特别是初级群体依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其进行功能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它们的认识。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

本文从东亚世界整体关联的角度，探讨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地区被卷入现代世界现代化大潮的总体进程，东亚这一巨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它的复杂内涵可概括为四个过程与三大基本演变形式。对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应待两点论，对战后东亚的重新崛起与新兴工业化地带的出现，应结合独特的时代机遇、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市场与国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等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并从中探讨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经验。     

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社会网络研究——以河南省L县为例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经济精英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其社会网络资本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河南省L县15位返乡创业精英案例,以社会网络为切入点剖析这些经济精英返乡后的成功要素。研究表明,经济精英的返乡创业行动受内在基因和外在契机的交织影响。创业初期以非正式网络为主导,直接影响行业选择、原始积累,且在运营模式上的人情倾向明显;在创业中期,正式关系效用逐渐凸显,形成契约关系推动资金积累、品牌打造与技术革新,由依赖传统人情运营模式转向实用为导向的规范经营;在创业后期,规模扩大使其具备政绩效应与社会效应,虹吸正式社会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深度融入和扎根于当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这一过程系经济精英与在地化社会网络、政策的深度互动,实现企业和产业与当地实际的深度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可从经济精英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乡土原生的社会网络形成资本互构耦合效应出发,助力返乡创业。     

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吗?——基于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

基于2010—2019年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动态DEA-malmquist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政策效应,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苏浙皖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部分处于有效率阶段,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应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加快苏浙皖地区一体化进程,精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采取差异化政策等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实证考察——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

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丰富了农村产业业态,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缓和城市养老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20年9月—2020年12月重庆市主城都市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验证了影响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参与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代际冲突、健康程度、自然环境、硬件及配套设施、服务质量均能对老年人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效果有所差异。结合研究结论,为推动重庆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增强参与意愿,文章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