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研究

文章选取结构偏差系数、结构偏离系数、结构变动协同系数作为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适配性的系数,引入以复相关系数为基准的滞后期,选取2004-2012年的数据对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进行评价.并采取网络层次分析法计算各衡量系数的权重,建立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适配性的指标体系,通过模糊综合评价对我国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进行排序.结果表明:我国第一、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普遍不足,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剩,东部区域和西部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适配水平不均衡.     

制造云服务组合柔性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服务提供方视角深入分析制造云服务组合柔性影响因素;通过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对服务供方视角下制造云服务组合柔性影响因素进行重要度分析,进而识别出对服务提供方而言关键和非关键的柔性影响因素,为后续制造云服务组合柔性影响因素的监控以及柔性的管理和提升打下基础.最后,以拟构建云制造平台的某船舶制造企业为例,进行了应用分析.     

基于动态博弈的供应链网络效率分析

文章构造了基于复杂网络的供应链网络结构.分析直线型单阶段决策中,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采取合作或各自采取背叛策略下的收益情况,计算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期望收益,分析了供应链网络的效率;讨论了网络能达到合作均衡状态的决策条件,得出了促使网络达到合作均衡状态的参数的取值范围.     

基于动态贝叶斯网络的舆情预测模型研究

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为了提前并更加准确地判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演化方向,以便做出比较合理的预测监控.文章基于动态贝叶斯网络模型,建立了关于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预测监控模型.通过关联概率的计算,对动态贝叶斯网络中存在因果关系的节点变量进行预测.并以分析2014年上海踩踏事件为例,确定此事件对象中的节点变量,并通过10位专家评分的方式给出了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进行预测的具体操作方法,得到比较合理的预测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基于自组织的大型建筑企业控制力协同进化研究

针对大型建筑企业控制力动态协同的定量化仿真问题,基于复杂系统视角,应用自组织理论分析大型建筑企业控制力自组织耦合网络作用关系,选择有效朗之万方程构建大型建筑企业控制力系统的自组织协同进化模型,通过线性近似法的性态稳定求解非线性方程的稳定性,得出大型建筑企业控制力系统协同进化演化过程的四个决定性参数,并通过MATLAB软件进行参数枚举取值,具体分析企业控制力协同演化。案例验证该模型可对大型建筑企业控制力协同演化最佳状态实现更加精确的参数取值,并发现大型建筑企业控制力协同演化最佳状态的充要条件,以及一种新的大型建筑企业控制力协同演化状态。     

网络突发事件的生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从风险的角度看,网络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也是一个在网络与社会现实不断互动中放大社会风险的系统.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与生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以风险治理为切入点对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治理,从风险控制转向风险沟通,重构风险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理论观照与实践反思:乡村振兴道路背景下产业融合探究

为从全球性现代化的视野观察中国现代化道路,通过在湖北西部（鄂西南、鄂西北）、渝东南、贵州（六盘水、遵义、黔东北等）等地烟草行业综合体建设进行调查,对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产业融合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从“战略”提升为“道路”,表明中国式“两条腿走路”的三农现代化道路认知正式成形,乡村振兴道路在本质上讲是“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是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走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政府是“主导”、乡村是“主场”、就地现代化是“主道”、产业融合发展是“主业”、内生发展是“主流”、三农工作队伍是“主体”、城乡等值发展是“主向”,再从土地流转关系、政策法规、主导产业培育、共享经济平台建设等方面,培育和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产业融合工程。     

“内卷化”外的建构叙事:资源下乡与文化网络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资源输入村庄建构了村庄的整合秩序,但是当下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机制解释路径,无法合理解释这一建构性的实践经验。本文建构“资源-文化网络”的概念框架,通过个案追踪研究后发现资源下乡重构了文化网络,成为一股建构性的力量来整合村庄秩序。这一过程内含四种作用机制:(1)互动机制,资源下乡带动村民成立自发组织,并进行组织网络互动,提高政治参与积极性,促进政治机构完善;(2)激励机制,物质激励赋予传统村规民约以新内涵,激发居民参与自治,非物质激励带动非体制精英发挥乡贤作用,回馈乡里;(3)动员机制,资源输入形塑村庄强社会关联,提升内聚力,集体动员抵御外部破坏性力量;(4)责任机制,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权威人物,在平等与公平的价值规范约束下,进行普惠与照顾的目标权衡。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国家输入资源变量、村庄与村民自下而上反应以及未来取向维度缺失的不足。在政策上为“建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充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