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社会网络研究——以河南省L县为例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经济精英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其社会网络资本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河南省L县15位返乡创业精英案例,以社会网络为切入点剖析这些经济精英返乡后的成功要素。研究表明,经济精英的返乡创业行动受内在基因和外在契机的交织影响。创业初期以非正式网络为主导,直接影响行业选择、原始积累,且在运营模式上的人情倾向明显;在创业中期,正式关系效用逐渐凸显,形成契约关系推动资金积累、品牌打造与技术革新,由依赖传统人情运营模式转向实用为导向的规范经营;在创业后期,规模扩大使其具备政绩效应与社会效应,虹吸正式社会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深度融入和扎根于当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这一过程系经济精英与在地化社会网络、政策的深度互动,实现企业和产业与当地实际的深度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可从经济精英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乡土原生的社会网络形成资本互构耦合效应出发,助力返乡创业。     

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吗?——基于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

基于2010—2019年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动态DEA-malmquist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政策效应,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苏浙皖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部分处于有效率阶段,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应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加快苏浙皖地区一体化进程,精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采取差异化政策等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洛阳市废弃专用线铁路景观设计研究 ——以中国一拖专用铁路为例

中国一拖专用线铁路曾经是洛阳市区内各大厂矿运输物资、原料等的重要交通通道.因市区内大部分厂矿搬迁,部分专用线铁路被废弃,成为城市中的灰色地带,对洛阳环境、交通等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近年来,积极落实洛阳市"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的重大决策,对洛阳城市景观更新、环境治理、老工业城市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将废弃专用线铁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修复方法进行生态再生,以弘扬中国一拖工业文化为目标,同时对中国一拖现有工业遗存物进行保护,提取相关元素对中国一拖文化进行再生设计,打造出具有洛阳工业特色的城市景观绿地,为废弃专用线铁路景观更新与工业文化保护提供参考.     

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实证考察——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

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丰富了农村产业业态,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缓和城市养老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20年9月—2020年12月重庆市主城都市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验证了影响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参与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代际冲突、健康程度、自然环境、硬件及配套设施、服务质量均能对老年人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效果有所差异。结合研究结论,为推动重庆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增强参与意愿,文章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乡村振兴视域下陶行知乡村幼儿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复杂系统工程,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农村幼儿教育先行。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幼儿教育发展,但因多种因素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急需解决关键问题,突破诸多困境。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已独到地认识到我国乡村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实验和探索中形成了著名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高度契合。乡村振兴视域下回顾陶行知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