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首甘为孺子牛——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老秘书工作者田真同志

田真同志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原副局级干部,他从事秘书工作45年,勤勤恳恳、甘于奉献,默默地把每一分光、每一份热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秘书工作。不久前,当本刊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田老表达了要采访他,请他谈谈自己的秘书工作生涯时,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北新书局支付给鲁迅的版税

北新书局支付鲁迅版税从1924年1月至1936年10月共计154个月,鲁迅月平均收北新书局版税约360.762元,总计鲁迅从北新书局得到的版税约55 557.334元。据学界统计鲁 迅一生总收入约为124 511.995元,北新书局支付给鲁迅的版税约占鲁迅总收入的44%,这个比例是惊人的。北新书局给鲁迅的版税标准为著作定价的20%以上,而当时商务印书馆支 付给梁启超等名人的版税标准大约是：单本著作版税为定价的20%,文集为定价的10%。对比之下,北新书局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标准在当时是较高的。     

乡村书店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逻辑与实践研究——基于云南“先锋沙溪白族书局”的考察

书店进军乡村既是现代实体书店寻求自身转型发展路径之举,也是探索乡村文化振兴途径之措。先锋团队在沙溪构建复合型经营的综合体书店,以厚实的图书资源为基础充实沙溪的精神粮仓,以独特的营运模式为推手丰盈沙溪的物质粮仓,深刻地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之中,助益该地重塑文化场域、发展文创产业、深化文旅融合、建构文化生态等,为书店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积累有益实践经验。进驻乡村的书店成为乡村生活品质提高、文旅融合、乡村文化展示的平台,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一种新的载体与模式。     

初探贵阳文通书局

华家三代人,在近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入侵,西学东渐的复杂环境中,敢为天下先,靠在边远的贵州经营盐业和创办成义茅台酒厂成为西南巨富后,捐资近10万两白银创建学校。教育缺书,华家即投资20万两白银创建贵阳文通书局;书局缺纸,又投资60万块银元建成贵阳永丰抄纸厂。抗日战争期间,文通书局增建了图书编辑所,延聘全国知名学者为书局编委,发展成为中国七大书局之一。     

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之梁启超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新闻与出版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历来对于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缺乏研究。本文对于梁启超各个时期的重要出版活动、出版参与方式及其若干出版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译书出版成为梁启超维新活动的重要起点之一,梁启超以出版为政治服务是其从事出版活动的一个特点。     

北京中华印书局鼓姬“准词”出版考略

北京中华印书局属专营出版单位,它是民国时期出版北京坤书馆鼓姬"准词"及相关曲艺类图书最多的专业性出版社。在掌握大量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北京中华印书局的创办停办时间、生产规模、编辑人员、业务范围以及出版发行《文明大鼓书词》等曲艺类图书的具体情况进行初步考证。     

清末民国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始末

文益书局是清末民国时期石印宝卷的开创者和龙头老大.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它大约石印了近80部宝卷.文益书局通过保护版权,广告推销,聘请名家题签、插图和校对等营销手段,成功地将宝卷刊印推入到近代化的出版业中.从来源上说,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只有5种新编宝卷,约三分之一源自经房本、善书局本宝卷,其余的都是整理民间流行的抄本宝卷而来.这些卷本或是最经典的,或是最流行的,或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由此可见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消费,是在尊重宝卷特殊性的前提之下来实现商业价值的.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使得世俗故事为主的案头本宝卷大量产生,客观上在向通俗文学方向靠拢,半自觉地汇入到近现代的都市通俗文艺之中.总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吴语区宝卷城市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     

独具特色的现代通俗文学出版平台——论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期刊出版

成立于1916年的大东书局,顺应时代潮流,秉承“时尚叙事”的编辑理念,大力启用知名通俗文学作家,并将通俗文学期刊分门别类,进行专题出版,其通俗文学期刊出版独具特色,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通俗文学的创作与接受.     

曾国荃与晚清官书局刻书

曾国荃一般被认为是个打战勇猛、贪钱爱财的武夫,其实他对于儒学、儒生和文人雅事始终抱有温情和敬意.因此,在军书旁午之时,他就有慨然捐资刻书之举;兵燹平息之后,又悯战后书籍残毁,亲躬铅椠之役,设局广刊经籍,在晚清刻书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页.其好学乐善,刊刻经史,都是出于弘扬儒术、传播文化的自觉,起到了嘉惠士林、振兴文教的作用.     

近代贵阳文通书局的教育出版探析

贵阳文通书局创立于维新变法潮流之下,以服务西南文化教育为职志。抗战期间汇集西南地区的知识文化群体促进了文通书局的发展,特别在编辑所所长马宗荣的主持下,文通书局制定了教育出版的宗旨、计划,出版了众多教科书与教育类丛书,为近代贵州、西南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战后知识群体的东归,贵阳文通书局的出版优势不再,由此折射出近代教育出版格局的变化对出版机构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