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下)

巴蜀文学在两汉时期大兴。对巴蜀文学区域性的研究历来都为许多学者所关注。至今人们已经或从个体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群体出发进行深入研究,或者已经写出巴蜀文学史,或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探究巴蜀文学及巴蜀文人的独特性。以文学编年的方式来研究两汉巴蜀文学是一项新的尝试。通过这种方式,从纵向上可以对两汉巴蜀文学发展脉络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横向上可以考察同时代文人之间的师承、交游及相互影响,当然这些都是将来进一步的工作,而文学编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区域性的文学研究,许多材料挖掘不够和许多文学家长久以来都被忽略,其相关研究甚至是空白,因而研究空间还很大,尤其是对唐以前的研究。而《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收录了很多以前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有的作家甚至只出现一次,以求收录尽可能的全面。另外对于作品的界定采用大文学观念,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诗、赋、散文,还包括各种奏议、碑铭、民谣等。     

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上)

巴蜀文学在两汉时期大兴。对巴蜀文学区域性的研究历来都为许多学者所关注。至今人们已经或从个体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群体出发进行深入研究,或者已经写出巴蜀文学史,或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探究巴蜀文学及巴蜀文人的独特性。以文学编年的方式来研究两汉巴蜀文学是一项新的尝试。通过这种方式,从纵向上可以对两汉巴蜀文学发展脉络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横向上可以考察同时代文人之间的师承、交游及相互影响,当然这些都是将来进一步的工作,而文学编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区域性的文学研究,许多材料挖掘不够和许多文学家长久以来都被忽略,其相关研究甚至是空白,因而研究空间还很大,尤其是对唐以前的研究。而《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收录了很多以前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有的作家甚至只出现一次,以求收录尽可能的全面。另外,对于作品的界定采用大文学观念,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诗、赋、散文,还包括各种奏议、碑铭、民谣等。     

南朝书札中山水书写的文献问题与文学评价

南朝包含模山范水内容的书札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颇引人关注,其中的山水书写最被后人称许的特征有二：一是变之前山水书写的冗长滞涩为素澹简练;二是变之前山水书写的酷不入情为融情于景。若在这类书札的讨论中秉持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说,结合唐初《艺文类聚》等类书断章选录文字的文献流传特点,以及南朝书札步趋特定书仪的书写程式化问题,便会发现后人对南朝书札中山水书写的美好印象,并不完全符合南朝相关文类的发展实际。今人毫无保留推崇的许多书札的山水书写特点,如有些现存作品之所以能予人简练素澹印象,原因是通过类书流传下来的这些断章残篇仅是原作中有限篇幅的山水点衬文字;又如有些获得情景交融美誉的山水书写,其实只是作者规拟书仪范式的“填词”之作,有失“抒情写实之旨”。若罔顾以上事实,对六朝山水文创作演变作出整体判断,则难以避免一定的偏颇。     

诗集笺注凡例与清人的文学阐释

清代产生了大批学术水平高、影响深远的笺注本诗歌别集。这些别集注本卷首往往缀有凡例,可据以考察清人的文学阐释特点。从编纂体例看,清编诗别集多采用编年方式,践行并发展了"知人论世"的阐释传统;从笺注内容看,考释与品评并重,既追求严谨的实证主义学风,又不乏文学鉴赏的灵动和文学批评的锋芒;从阐释风格看,则有刊落繁芜、追求简明的倾向。     

龚自珍诗廋词隐喻的语言策略

运用廋词隐喻之法是龚自珍诗歌写作中的一种语言策略,既是对古代诗歌传统中这一成分的沿用与延宕,又是对文字、言语的深入思考后践行尊情说的一种抉择,而在戒诗前后诗作的对比中,展示了超越前人的特色与风格,更可凸现龚自珍这一语言策略在传统基础上的独创建树和崭新审美价值.     

敦煌文学编年史相关问题讨论

编年体文学著作,以年代为纲,可以把此年的作家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流、重要文学活动等一一呈现,全面、立体地展示文学史的面貌。敦煌文学编年,要根据其特点进行。对传世经典文学作品,只对其抄写时间进行考证,以说明它们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情境。文人的创作,作者可考,但具体创作时间无法确定,则系于该作者的卒年。作者生卒年无法考定,而其进士及第或活动的大致时间可考者,系于可考之年。作者生平不可考者,可根据内容推测其大致时代。抄写时间可考者,系于抄写时间,相当于后世的作品发表时间。敦煌讲唱文学,既难考作者,也无法考订创作时间,根据内容考定其大致产生时代以及写本的抄写时间。文学活动的编年,主要指文人交往、文学仪式、作品汇集等时间的考定。对敦煌文学写本的编辑或抄写时间的考定,要采用多种综合方式,如根据避讳字考定,根据内容判断其创作的大致年代,运用系连法,包括写本群系连法和字体归类系连法等方法进行判断。由相互联系的多个文学写本构成的写本群,是考定抄写时间新的切入点。     

《全唐文》初唐诏敕编年考辨

《全唐文》是研究唐代文学、文化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其编纂乃杂出众人之手,并且历经了漫长的辗转传抄过程,因而其收录的唐代诏敕文本存在很多的讹误,尤其是文本没有系年或系年错误.本文所举的编年考辨之例,包括对无系年的初唐诏敕文的订时,以及对有系年但年号、年份、月份存在争议的初唐诏敕文的考辨.     

《孔子编年》编纂考略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祀孔崇经活动的重视,促使不少文人志士趋向于孔子的相关研究,《孔子编年》便是当时形成的较有价值的书籍,但存在一些贻误或者争议的地方,故笔者从《孔子编年》比较有争议的作者以及编纂时间、编纂缘起做出了考证,望互相商榷.     

名人书札来袭

又至岁末,恰逢秋拍好时节。不仅是书画瓷器市场走红,古籍善本拍卖中的名人书札亦备受藏家热捧,其中又以近现代中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名人书札为重点收藏项目。     

谁是诗中疏凿手——评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最后一位大诗人,元好问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堪称800年来第一人.他的传世诗歌近1400 首,清人施国祁曾对其诗加以校勘和笺注,其《元遗山诗集笺注》于道光二年(1822年)刊刻.施氏长于金史文献,在遗山诗有关本事及背景方面,征引繁富,功不可没,该书校勘时参照了现已失传的曹益甫本,资料上至今还有不可替代之优长.长期以来,一直是遗山诗的重要读本.但该书成书过于仓促,正如施氏自己所说,偶为友人怂恿,复聚书册,匆匆解注,七月而成,全书仪用7个月时间,足见时间有限,加上其俭腹所限,结果使贻笑于大方之家(《元遗山诗集笺注·序例》)的担心不幸成为事实.失注、误注之处不可一二数,钱钟书《谈艺录》举出大量误注之例,称施氏大病尤在乎注诗而无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