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考据学发展研究

<左传>作为十三经之一,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至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随着清代汉学的复兴,清代<左传>学的主要内容是以考据学方法研究<左传>.<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过程及其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左传>考据学的发展,即重新确立了<左传>在<春秋>学上的地位、提倡以训诂考据方法研究<左传>以及坚持<左传>的经学正统地位等.     

乾嘉笔记的撰述话语及其意义指向

乾嘉笔记的序跋在叙述撰述缘起与成书经过时,经常会出现“偶有见闻/所得/意会”“随笔记之”“积久成帙”一类话语,虽偶有变体,但表述结构非常稳定。这类话语包含的要素,指向了不同的意义层面。具体来说,“见闻”表现了笔记撰述的“纪实性”或曰“实录”原则,“所得”或“意会”蕴含了笔记的“创作性”特征,“随笔”折射出笔记的文体形态,而“偶有”与“积久”两个时间词的组合则指向了笔记的成书机制。从笔记创作史的视角看,此类撰述话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的过程,至清代尤其是乾嘉笔记中而实现“凝定”。     

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朱筠与乾嘉学术风气

一提起乾嘉学术成就，便使人们自然联想起那些著述颇丰的朴学大师，却往往忽略了虽未留下经学鸿篇巨制而对乾嘉学术风气形成有重大影响的朱筠。本文以为朱筠对乾嘉学术风气的形成，作用显著，其倡导之功，不在著述之下。朱筠借朝廷之力，首开辑佚之风气，而成四库全书馆开设之先声。而四库馆的开设，集中了一大批汉学精英，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推动了朴学思潮的勃兴。朱筠还以朴学训士，表彰经师先贤以倡朴学。特别是他自身探经嗜古，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尊汉学而薄宋学，重古训而轻义理，并为汉学指出了治学宗旨与门径。此外，他还广招学人于幕下，搜罗承学之士，振拔困厄之士，遂被奉为士林风会之盟主，对乾嘉学术风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论黄仲则诗歌艺术对李商隐感伤诗美的接受

黄仲则是乾嘉诗坛上有名的诗人,他接受李商隐诗艺所形成的感伤诗美在盛世繁响中特立独行,在诗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乾嘉朴学的缘起及启蒙意义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 ,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 ,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 ,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 ,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     

乾嘉之际女性作家的文学交游关系及其意义——以骆绮兰为例

乾嘉之际,女性文学圈里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闺秀作家的从师行为与结社活动.女性拜男性文士为师并且作为文学群体出现于公共领域,可以说标志着女性文学逐渐突破其家族性而强化了社会性.闺秀作家骆绮兰的文学交游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一名随园女弟子,她通过袁枚等名士获取文学声誉并构建广阔的社交网.她甚至自由地走出闺阁与各界人物交流.同时,她还与各地的闺秀作家结社.其女性社团并不过多依靠男性"援助者"提供的人际关系而形成.这一切都说明此时女性作家自己已开始寻找途径与外界沟通.当然,骆绮兰所代表的女性文学活动的新模式当时并未得到全面认同.     

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评论的角度也渐趋多样化。乾嘉学者从编纂体例、思想内容、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评论,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无疑符合“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学批评原则。     

“叔世大儒”——戴震

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虽然有“乾嘉汉学”,但思想界却是一派萧杀沉闷,文字狱的刀光血影冻结了自由精神的驰骋;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中,却涌现出了一位高呼理学“以理杀人”的著名思想家,他就是戴震——戴东原。关于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梁启超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稍为研究过中国近世学说史的人,都应该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和价值”(《饮冰室文集》,第65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