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不为稻粱谋——谈考据学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考据学不能给以恰当盼评价,并加以歧视,这妨害了对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而要复兴古代儒学的宗旨,就必须从整理、研读儒家经典着手。考据学者诠释儒家原典目的是为了掌握儒家的真谛,进而以此为出发点使儒家精神能融入时代,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提出解释和解救的方案。这既是考据的自然发展及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学的意义所在。     

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与研究

四库提要从四库馆臣最初撰写的分纂稿到最后形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之间,经过了撤换、增补、复校等过程,内容、文字、体例等都有不少变化,存在许多差异。提要的差异与文献的修改、缮录底本的改换、馆臣的擅改、誊录监生的随意删节与疏忽、特定的政治因素以及馆臣的学术观念等有关。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研究可以充实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充实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也可为四库馆的管理研究提供例证。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乾嘉时代之前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片论

中国有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但直到今天，中国人并未形成自己的语言哲学运动。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运动的成果虽然已经介绍到了中国，但中国哲学史界还很少有人借鉴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思想与方法，来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     

乾嘉汉学与理学的立异

乾嘉汉学从提倡新的治学原则、排拒佛老、经学辨伪、重新诠释理学命题等四个层面对理学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评 ,凸显了汉学与理学之间在学术立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论孙星衍的学术思想与用世精神

孙星衍是乾嘉时期一位著名的考据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突出用世精神的学者.他主张人才出于经术,通经由于训诂,考据乃是有益于政治的实用之学.在治学实践和仕途生涯中,他将对典章制度的考据与对时务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以所学用之于实事,充分体现了通经致治的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