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回家——《如果种子不死》中的隐喻结构分析

纪德自传体作品《如果种子不死》中“我”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一个类似《圣经》中“浪子回家”式的隐喻结构。“我”的人生轨迹大致对应于浪子的人生,二者都有出走、享受放纵的生活和最终的复归阶段。纪德在叙述“浪子回家”的三个阶段时,文本的叙述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叙述话语与叙述内容形成惊人的和谐一致,使这个结构上的三段式特点更加突出。但与《圣经》中浪子的情况不同,纪德对“我”命运沉浮的评判完全从“我”自身的生活体验出发而不顾宗教道德规范的价值标准;“我”的人生阶段中比浪子多了天性受压抑的内容,而缺失忏悔和救赎情况,这是对《圣经》故事的颠覆。     

生亦何欢，死亦何哀

陈琳走了。带着她的歌声,和她的柔情。而不懂她的世界的我们,除了一声叹息之外,只能默默地祝福她去到了一个没有忧伤的世界。     

让教授的归教授——由大学设置“教学型教授”说开去

教授是大学教师的最高职称。古今中外大学中科研与教学孰轻孰重的争议一直存在着,但在大学教师职称评审中,从未出现过把教授分为“教学（或科研）型教授”的做法。近年来,我国关于设置“教学型教授”的争议,是对大学、大学教师认识缺位的群体情绪化行为,也是一个无需争议而又不断被热议的假命题。其实,大学教师是承担大学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主体,具有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大职责,这三大职责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缺少或弱化其中之一二者就不是合格的大学教师,当然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了。     

现代性与"人之死"

从历史上看,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人之生"和"人之死"均源自同一个基础、同一个事件.这一悖谬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对"人"的解构,无疑是一个多层面协同的历史进程,它体现在世俗基础、制度安排和学理依据等不同维度.     

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评价

从公元181年到280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统一与分裂较量的历史进程中,诸葛亮所处的历史时空即为大争时代.在此历史背景下,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二者互为表里的特点体现了诸葛亮一生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目标及全部的社会实践.诸葛亮作为在乱世当中成长起来的封建社会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又体现了他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稻魂信仰与祖灵信仰——日本与中国佤族稻作文化比较研究

从稻作起源的神话以及农耕礼仪中的相似点着手,通过比较日本人和佤族的宗教祭祀和神灵观念两个层面及其所显现的共同文化要素,可以发现:以栽培杂粮和薯类等的刀耕火种文化为基层文化的日本文化不仅与佤族共同拥有稻魂信仰、祖灵信仰,而且同大自然共生共存的宗教思想意识及充满丰富感性的民族性格也是非常相似的.     

记忆、历史与“向死而生”——论《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

朱利安·巴恩斯的近作《终结的感觉》讲述了主人公托尼围绕好友艾德里安的自杀对人生展开的回顾,借"死"来审视"生"。这部作品是一部通过还原个人记忆和修正私人历史而建构出的死亡叙事,凸显了死亡对个体生命的积极意义,透射出巴恩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思。     

《推销员之死》对中国当下的现实意义

人类的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总是体现着人的尺度和目的.文学创造是一种精神创造,于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成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古往今来的一切伟大作品也无不是以“人文关怀”为主题.阿瑟·米勒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将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在一战后的美国现实这一大舞台上交汇,让后人深刻理解了那一特定时代里,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存状况.     

黄浦江上游死猪漂浮事件引发的对跨界环境灾害治理的思考

上海与江浙周边地区对跨界环境灾害突发事件的联防联控,不仅事关上海城市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计,还涉及长三角区域环境生态的共同治理保护、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区域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生态重大问题的解决。上海应建立跨界环境灾害联防联控的相应组织机构与协调机制,提升针对跨界环境灾害的应对能力,牵头开展长三角环境灾害共同治理的重点专题研究,主动参与源头地区环境灾害的共同治理和共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