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传统文化对中国新闻文化的影响

新闻传播既是一种文化传播，又是一种传播文化。在传统文化的负载和承传方面，它承担了极其重要的使命，在新的文化形态建构中，它又是传统文化的折射和延伸。中国新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传统文化的严重影响，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二律背反”现象。从文化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新闻传播，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     

伦理制衡与西汉政治——以汉武帝时代为中心

汉武帝时代是伦理政治格局形成时期 ,也是朝廷内外事功纷扰的年代。从汉武帝时边疆战争、敛财政策等事功举措及儒臣群体的规谏批评之史实入手 ,分析了伦理标榜下的事功政治与儒家伦理制衡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循此深入揭示了西汉中叶伦理政治模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本质     

论陈郡阳夏谢氏家族显赫所张扬的文化活力

出仕西晋的谢氏家族人物 ,于东晋时转儒为玄 ,既居庙堂 ,又寄情山水 ,以积淀的家族文化 ,各展所能 ,各现其才 ,使谢氏门户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谢家事功显赫 ,所张扬的文化活力丰厚而浸润     

论刘蓉的学术与事功

刘蓉是晚清"中兴名臣"之一。他对程朱理学非常推崇,且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既讲"内圣之功",又讲"外王之道",强调"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带有较强的事功色彩。他以学术为治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

汉初政论文的阳刚风格展示出汉初士人奋发扬厉的人生情怀和积极用事的昂扬姿态,展现了汉初士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魅力与我国优秀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维护大一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魅力.     

艮斋诗初论

薛季宣诗歌中的历史情怀既有"务通于今"的功利性,更有世事幻灭的超越感;其诗歌中的现实情思既有用世之志,复多退守之想.作为"学人之诗",这两对非均衡性矛盾表面上对薛氏"事功之学"似有所疏离,但实质上乃是其学术心态的诗学折光,反映了其诗情与学思的同构,同时使艮斋诗在审美意蕴上颇具某种程度的"风人之诗"的抒情特质.     

在儒家义理与事功之间——论曾国藩的为人、为学与为官

数百年来,能够以书生而克平世乱,戎马倥偬间亦为学不倦,并把学问事业均磨练成功之人可谓极少,而曾国藩居其一.究其一生的为人、为学、为官,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儒家义理与事功之间,曾国藩成功地交融了二者.     

叶适事功思想与现代温州人精神

学界对叶适事功思想有所关注,但对于事功思想与现代温州人精神是否有契合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等问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由此切入,从价值观、重视工商业、怀疑精神、重视实践等几个方面对叶适事功思想与现代温州人精神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     

“四皓”: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符号

秦汉之际的著名隐士“四皓”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一个符号，原因在于他们在易代之际做出的抉择，而士人的这种抉择是最见人性、人情，最见人心、人品的。西汉时代司马迁、扬雄对“四皓”的文化定位，为中古士人对“四皓”的接受和阐释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充满了文化的张力。重视自然者，推重“四皓”的隐逸；重视名教者，赞美“四皓”的事功；调和自然与名教者，则是完全接受了“四皓”的全部意义。“四皓”体现了真隐和大隐的境界，对他们而言，生命的意义不是来自他人的安排，而是个人的追求：如果要自由地呼吸，保持生命的尊严，就必须按照个人的意志来行事。道德与诗性合体构成的人的精神是永恒的，是不可摧毁的，“四皓”正是这种精神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