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     

论元好问的价值观

《左传》论士,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之说,元好问就是13世纪中国北方的一位杰出的达节之士.他金亡不死,上书蒙古中书令,又觐见忽必烈,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这些惊世骇俗之举,是其价值观的反映.综观其在易代之际的全部表现,可以发现元好问的社会、人生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仁为归的生死观、以事功为重的忠义观和以民为贵的道统观三方面内容.     

论宋代功利思潮的演进

宋代功利思潮伴随着北宋“通经达用”的学风而兴起,一度通过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付诸实践,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宋代的功利思想没能在政治、经济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荆公新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继而举起了功利思想的大旗,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事功学者倡言功利,公开批评空谈道德性命的义理之学,尤其是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将宋代功利思潮的发展推向了高峰。之后,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和事功学派的衰落,宋代功利思潮逐渐式微。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霸道的胜利与战国中后期的势利主义思潮

秦国统一事业的步步胜利,是商鞅以来推行"霸道"的结果,而不断的胜利不仅推动了统一事业的完成,也使"霸道"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评估和肯定,于是,由"霸道"所倡导的事功主义精神遂成为战国中后期思想运动中的主流意识,势利主义甚嚣尘上成为这时期思想变化的一大特点.     

从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

张九龄的应制诗在唐诗由"初唐之渐盛"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形象地描述了开元前期君臣注重国事的活动指向和关心民生、注重事功、安邦定国的价值追求和唐代社会逐步走向盛唐的历史轨迹,同时也.隐藏着唐玄宗从早年励精图治任人唯贤朝晚年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转向的玄机.它以昭切洗炼的叙事和委婉含蓄的比兴讽谕形成一种典实醇正、雄浑儒雅的艺术趣向,成为引领盛唐之音的一个响亮的音符.     

咸同时期湖南士人的古文与事功

咸同时期湖湘士人的古文实践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文派是建立在湖南固有的"情韵"和"义理"两个文学传统基础之上,也取决于湖南地域独特的地理和风俗.湖南士人事功视野中的天下意识、政治自觉和义贞独立之精神对湖湘古文产生了极大影响.     

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

“华夷之辨”是西汉处理邦交关系的理论依据。先秦“五服制”所构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对于西汉“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汉匈战争背景下的“修攘制御”和外交经营,不仅反映了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而且体现了西汉全方位经营的外交理念和对外交关系制度化的追求。     

《怀古录》与江西文法

宋代江西诗派研究透彻,江西文派却很少有人关注,江西文派的散文思想更少有学者论及。陈模的活动圈子、交游局限于江西,推崇江西本土文人,代表了原生态的江西派散文观。陈模的《怀古录》汇集了江西前贤的散文思想,其中的"高古说""萧散美""潜气内转说""文好与情好说"体现了江西文派的江西文法。江西文法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南宋散文的特点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