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南“省管县”谈起

海南可以这样做。不等于其他兄弟省份也可以这样做。因为海南毕竟是一个只有3．4万平方公里、820万人口的小省。即便是省级致府直接管理20个县市。也不存在什么管理幅度过宽的技术问题。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制度安排

以前联合国每年年底在讨论全球经济的时候，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个是世界经济，主要讨论美国、日本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第二个是区域经济，讨论中国、印度之类的国家。从去年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升格了，联合国去年讨论世界经济的时候，已经把中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区域经济的问题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参与意愿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是化解农村融资难,发展合作金融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礼泉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较小、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相对富裕、收入来源依赖于农业、今后贷款需求大的农民表现出较强的信用合作参与意愿;农民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基本知识及政府支持政策的了解认知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参与信用合作的积极性。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积极开展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建立健全信用合作基金管理制度、探索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机制、加强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业务的监管和指导服务等对策建议。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城乡“二元”结构

通过引入城镇化和城乡“二元”变量,拓展了能源消费分解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LMDI),将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分解为城镇人口规模、乡村人口规模、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乡村居民收入水平、能源强度、能源供给率、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结构、乡村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和城镇化9大效应,发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贡献最大,而乡村人口规模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减少贡献最大。通过对中国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能源消费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城镇化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后,从提高燃气管网覆盖率、加大对节能家电购买的补贴力度、制定和完善居民区建筑节能标准等方面给出减缓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增加的对策建议。     

破除旧樊篱，走向新时代 ——2017年中国文论前沿的一种考察

2017年,中国文学理论可谓在“破旧”与“立新”中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一方面是辨明和破除中西二元对立观念、强制阐释等壁垒,一方面是呼吁和践行在对话中发展文论与文化,提出公共阐释的理论框架。同时,弘扬传统美学精神、发掘古代文论资源,从社会文化理论的多元视角研究文学,也使中国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植根于开阔的学术沃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应该坚信当代中国文化的本位价值,坚信传统文化的根源价值,坚信外来文化的对话价值,以开放多元的理论品格,建构新时代的中国文论。     

“元治理”视角下全域旅游治理体制的构建

单一的旅游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全域旅游表现出的全局性、衔接性、带动性、整合性和共享性要求,只有多种旅游治理模式间发挥协调互补功能,才能适应全域旅游发展要求。如何促进多种治理模式实现有效的混合应用,成为旅游治理体制构建的新议题,即如何实现治理中的善治模式,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急需突破的时代任务。"元治理"理论导向的旅游治理体制构建,就是建设与全域旅游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即要明确政府在"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加强旅游法制完善与实施、强化旅游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配置、平衡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以及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借力优质景区建设助推全域旅游治理体制的构建。     

出口二元边际、行业异质性与劳动生产率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文章主要考察出口二元边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采用HK指数法测度中国出口深度边际和出口广度边际,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种类基本覆盖了世界全部种类的90％.进一步地,借助聚类分析方法综合多种因素区分行业劳动技能异质性,出口二元边际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出口深度边际显著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出口广度边际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出口深度边际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高技能行业,受限于行业产品技术含量和劳动技能水平等,低技能和中等技能行业出口深度边际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出口种类扩张的生产率损失超过出口溢出效应的生产率收益,出口广度边际对高中低技能行业劳动生产率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     

二元学习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组织内部协作网络的调节作用

组织学习是驱动企业创新、实现技术追赶与超越追赶的关键因素,如何合理组织企业的利用式和探索式学习是企业构建研发体系的关键问题。学界对二元学习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时,组织内部的情境因素是影响组织二元学习和创新绩效关系的最根本因素,组织内部研发协作网络是二元学习的重要载体。基于美国半导体行业企业十年间的专利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二元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联合二元学习能够积极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平衡二元学习则会降低企业的创新绩效;内部研发协作网络密度在二元学习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的内部协作网络密度越高,联合二元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弱,平衡二元学习对创新绩效的负影响则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