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视野下对"增长极"理论的重新审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许多当代西方学者都从二元结构的视角出发,认真思考过"增长极"概念所概括的城市与工业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增长极"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形势下,行政部门必须冷静客观地对待"增长极"的激发效应和负面效应,以积极主动的对策校正"增长极"的正负面效应,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期战略,尽快促成"增长极"与"边缘区域"之间从"分化"到"融合"的转变。     

论科学传播受众的网络时代特征——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科学传播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往更具革命性的媒介,作为科学传播的对象及最终目的的"受众",具有明显不同于前网络时代的特征,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为我们分析受众这一特征提供了启示.     

"话语"、"道理"与"秩序"

西方话语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言说方式和所讲的道理有很大的相通性或亲缘性.如果说哲学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话,那么,这种话语要表达的道理和所揭示的秩序都不是现成的、绝对的,而是一个生生不患的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原来的道说与人言、大道与事理、真理与意见、知识与权力的二元对立都会不复存在.从自然的神喻,到英雄的圣言,再到当代无数个人的众声喧哗,构成了话语迄今为止变化的历史.而自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区分、作用与转化,则既为哲学话语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也为它设定了界限.     

环境正义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

环境正义是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场在环境领域里追求社会正义的运动.文章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指出城乡的不平等是产生农村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民主机制等解决措施.     

社会学的社会学：从反思性到自主性

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的社会学”对社会学反思性的“单向度”理解实现了超越——其反思性具有学术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三重向度。布迪厄不是把反思性本身作为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学术场域自主性的前提性条件,而且其反思是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和理性的政治前景的“双重忧虑”。     

“主客二元对立”背后的理性建构及其克服

在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存在着笛卡儿式的和康德式的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从表面上看,这是二元论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二元论的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实质上,西方认识论哲学是一种理性建构说。在这种理性建构模式中,主体被抽象化,而客体则被抽象的主体重新建构。因此,主体与客体在这种唯心主义哲学中,二者的关系是自洽的。只有在涉及社会历史领域或具体经验事物时,理性建构说才真正显露其理论缺陷。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提出,克服了这种认识论缺陷,摆正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     

复合型二元结构视野的城乡关系考察

在发达或较发达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由于在原有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嵌入了新的一元,产生了原住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新二元差别,从而形成了当代我国城乡关系中特有的一种新型二元结构——"复合型二元结构"。其主要特点为:一是外来人口在某些村落、社区远多于原住民;二是原住民与外来人口更多的是经济联系,彼此间缺乏社会交往和文化联系;三是外来人口的导入导致原住民的分化和新的整合。     

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酌根本路径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而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资源协同供给及其多重困境的化解

长期以来,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资源优先供给城市是导致乡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意味着资源次序和数量的重新调整,即资源优先下乡。大量资源下乡要求资源必须协同供给,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但协同供给面临着多重困境,包括政府间横纵向供给的零散化、碎片化,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供给的失灵及其挤压,内外资源有效的协同效应难以生成,各资源之间未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扶贫脱贫与乡村振兴资源供给的断裂和碎片化。要破解这些困境,对政府而言,要做到统筹协调与放权赋能的职能转变,对政府、市场和社会而言,要各司其职、实现协同共治,强化城市与乡村资源的协同及双向流动,要素之间要打破碎片化,树立资源的总体观、综合观和大局观,加强乡村振兴与扶贫脱贫资源之间的有机衔接。     

中国A股市场增发效应与投资者保护

国内学者对增发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董事会拟增发公告效应上,对增发的中长期效应较少涉及,虽然对增发公告效应的研究也很有意义,但对于倡导理性的投资者而言,则其重要性不如增发的中长期效应。本文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窗口内考察了我国A股市场1998—2004年间获准增发上市公司增发的中长期效应和增发上市日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拟增发公告效应出现5%-10%负效应基础上,流通股股东增发的中长期效应继续出现显著的负效应,并且流通股股东的超额收益率与上市公司利润增长率和增发价格折扣率显著正相关,与其它因素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