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性别差异与社会文化的互构

社会文化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语言性别差异,同时语言性别差异诱导和暗示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处于互构的关系中.在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的互构关系中,后者的作用具有决定和主导的作用,不能夸大前者对后者的建构影响.     

知言:周作人的文学汉语实践与现代美文的发生

本文从周作人文学汉语的实践过程来探讨现代美文的发生,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汉语特色可以用"知言"来概括,分三层论述:首先描述了知言的特性构成了美文的特征,接着分析了知言与美文何以能够统一的历史过程与逻辑原因;最后探讨了周作人知言形成的原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文学史实践——从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看多族士人的文化认同

在元代传记中出现了大量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这些传记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其中色目人与中原文人的交谊与契合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色目人融入中原社会,遵从中原礼俗,学习中原文学艺术;中原文人与色目人友好交往与互动,赞颂色目人的品格与成就;色目人与中原文人合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展现了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的现象,体现出多民族一体的状况,可见多族士人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努力,为涵括多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质素。     

“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明观,从人类历史高度积极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深化“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遵循平等性、多样性、包容开放性、共享性的基本原则,依托中华文明,才能形成“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生机制;只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才能构筑“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外在机理,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汉代“直符”观念的神秘化

“直符”制度是汉代官方保障各级行政机构正常运转的一项重要举措。自东汉开始,民间社会对“直符”观念不断予以神秘化,乃至演变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当时的民众认为代表时间、方位上的禁忌并预示着吉凶祸福的神煞也要轮值当班。这种神煞“直符”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土木营造等事宜,还渗透到丧葬礼俗领域,进而抽象化为一种普适性概念,遂成为数术学、星占学的重要考虑指标。此外,东汉末兴起的道教在创立初期就援引和借鉴了汉代官员轮流担任“直符史”的做法,建构出具有鲜明宗教特征的神学化“直符”观念,并延续到后世。     

岭南园林几何形水庭

岭南庭园理水的几何形体特征是受岭南传统地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与其庭园或庭院的空间形态以及水池驳岸叠砌材料有关。岭南园林理水有多种形式,而房水相伴、山水相依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理水手法。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进程——以《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汉文、察合台文比较研究为视角

《二月二十七日郊劳出征将军兆惠、富德及诸将士礼成纪事诗碑》简称《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是清朝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于良乡建立的御中的制石碑。碑文以汉、满、蒙古、察合台文四种文字合璧书写。通过对四种文字比较发现,碑文满文译自汉文,蒙古文译自满文,而察合台文则是翻译蒙古文而形成的。《京县郊南亲劳军碑》真实反映了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朝出兵西域,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之乱,进而一统天山南北这一重大事件。从碑文中汉文、察合台文比较的视角,可以窥见清王朝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威尼斯商人》的象征手法

本文从象征手法的视角对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象征、背景象征和物体象征进行探讨。结论是 ,它们在刻划人物真实、丰富性方面、在表达和深化作品主题、加强结构及增强诗剧意境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微型小说人物论

针对国内对微型小说人物作用的争议 ,本文提出两种状态并存的观点 ;同时 ,就微型小说人物塑造的原则 ,提出“单质性”和“特征性”的观念 ;对微型小说的人物塑造 ,指出独特的创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