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诗格中的“作用”说

"作用"是皎然诗论的核心范畴,其含义指向带有主观能动色彩的艺术构思。总体而言,晚唐五代诗格仍以近体诗(主要是律诗)为主要研析对象,在近体诗诗体的规范之下探讨诗歌的各种作法,重视诗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二是论"苦思磨炼,运句成篇"。这一时期的"作用"说是对皎然"作用"说的一个极端发展,更加细致化、琐碎化和固定化,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关涉着诗境的形成。     

唐五代登科者考补

本文将明代《八闽通志》、《闽书》两部方志所录唐五代科名中未被徐松《登科记考》所及者,予以补录,可资研究参考。     

昌马石窟

在玉门市昌马乡水峡村西面紧靠村庄的地方，座落着一座南北走向的约50米的山崖，山体南北长约500米。昌马石窟。就座落在这高高的山壁的最中央，离地面约25米。昌马石窟开凿于五代宋初，后历无明又有续凿和修复。原有石窟共计24座，分为上窖石窟和下窖石窟，     

五代社会心理转型与诗风变化关系考论

五代政局动荡,人民苦难深重,由此形成了反常的社会心理。官僚及士人道统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表示了绝望,不再热心于实现救民立功、立德立名的抱负,社会风气向着缺少廉耻、不问世务、寄情声色发展。同政治局势动荡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心理转型相一致,五代诗歌风格较之晚唐发生了转变,呈现出萧瑟衰萎、清冷感伤、绮艳靡丽、缺少怨刺等特征。     

《花间》词的特征

<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集,在其创作中保留了唐诗创作的若干痕迹,并在词牌、意象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一定程度对宋词和元散曲产生影响和指导作用.     

江南诗学世家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江南城市语境中的士人诗性情感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五代的枢密直学士

本文主要对五代枢密直学士的出身、转迁和职权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其出身基本都是文士,并且大都是皇帝在藩或枢密使担任节度使时的幕僚。其转迁主要在中央文官系统中进行,其中翰林学士和端明殿学士被视为正途和首要之选。其主要职权则经历了从"承领文书,参掌庶务"到"升殿侍立,以备顾问",进而又到"宿于禁中"、"主谋议"的过程。它反映了枢密直学士职权的不断加重以及与皇帝关系的不断密切。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枢密使的权力,发展到宋代,枢密直学士往往签书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实际长官。     

文本·文心·文论：《隋唐五代辞赋研究》的论域与方法

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体,刘伟生的《隋唐五代辞赋研究》即从题材、结构、话语等诸多维度对赋体文本展开论证,并对整个赋体体式的多元与多变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阐释。文学是心物交融的结果,文心关联着作者,该著善于探究赋家身份意识与创作心理,及其与赋作情志间的关联。隋唐五代赋学专论不甚发达,但该著善于发现与解读刘知几《史通》、李峤《楚望赋》及序等史书史论、赋序赋作中的赋论。该著能借古今中外各种批评方法,对赋作题材、赋体特性、赋家身份、赋论价值等作深入的研究,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韩熙载夜宴图》中陶瓷器物的窑口来源之辨析

中国有众多名画在世界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时代的变迁,名画几经易手,加上好者喜欢模之,使画作的断代成为难题,《韩熙载夜宴图》便是其中之一。诸史家通过对文献与画作中的人物、服饰、器用、家具等进行研究,建构各自的时代归属之文本。然美术史家依赖图像中的诸多视觉要素,本身具有多源性特点,对《韩》卷鉴别形成的文本亦同样有多样性和争议性。这些文本在流传时,由于是立足于各自鉴别立论背景下,势必反过来对《韩》卷中的陶瓷器物的窑口归属形成相异性,在器物的释读方面亦造成干扰。故而,通过出土器物形制与画作中的器物样式及窑口史料比较分析,可探究《韩》卷中器物的窑口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