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代时期的“不倒翁”冯道

冯道历事四朝十一主,居相位二十多年,被称“不倒翁”,后世多加贬斥。考察史料,其实冯道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处世行为均无可挑剔,而且政绩突出,为当时的社会和百姓做出了重要贡献。冯道生前声誉甚好,死后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主要是受封建正统忠贞观念的影响所致     

川“流”不息 蜀地钩沉

正[古蜀国的兴与哀落]在四川的称谓中,蜀是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至今仍与川字共同作为四川的简称。蜀之名最早见于甲骨文,传是因古蜀王教民桑蚕,蜀代表了桑中虫的意思,四川是中国最早养蚕的地方。四川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四川     

唐五代登科者考补

本文将明代《八闽通志》、《闽书》两部方志所录唐五代科名中未被徐松《登科记考》所及者,予以补录,可资研究参考。     

宋代的朋党之争

自唐末五代至北宋仁宗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由武人专政转向恢复文官体制、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嬗变过程.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重新崛起,传统政治中的朋党现象也日渐发展,并产生若干新特点,影响了宋代政治走向.朋党成为宋代政治突出现象从宋仁宗时期起,官僚集团中的朋党之争日益盛行.朋党问题虽不始于宋代,却是宋代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朋党之祸成为宋代政治生态最为突出的现象和内容.     

昌马石窟

在玉门市昌马乡水峡村西面紧靠村庄的地方，座落着一座南北走向的约50米的山崖，山体南北长约500米。昌马石窟。就座落在这高高的山壁的最中央，离地面约25米。昌马石窟开凿于五代宋初，后历无明又有续凿和修复。原有石窟共计24座，分为上窖石窟和下窖石窟，     

五代社会心理转型与诗风变化关系考论

五代政局动荡,人民苦难深重,由此形成了反常的社会心理。官僚及士人道统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表示了绝望,不再热心于实现救民立功、立德立名的抱负,社会风气向着缺少廉耻、不问世务、寄情声色发展。同政治局势动荡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心理转型相一致,五代诗歌风格较之晚唐发生了转变,呈现出萧瑟衰萎、清冷感伤、绮艳靡丽、缺少怨刺等特征。     

《花间》词的特征

<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集,在其创作中保留了唐诗创作的若干痕迹,并在词牌、意象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一定程度对宋词和元散曲产生影响和指导作用.     

江南诗学世家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江南城市语境中的士人诗性情感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五代的枢密直学士

本文主要对五代枢密直学士的出身、转迁和职权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其出身基本都是文士,并且大都是皇帝在藩或枢密使担任节度使时的幕僚。其转迁主要在中央文官系统中进行,其中翰林学士和端明殿学士被视为正途和首要之选。其主要职权则经历了从"承领文书,参掌庶务"到"升殿侍立,以备顾问",进而又到"宿于禁中"、"主谋议"的过程。它反映了枢密直学士职权的不断加重以及与皇帝关系的不断密切。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枢密使的权力,发展到宋代,枢密直学士往往签书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实际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