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从优秀走向卓越

"系统思考是一种方法论,任何问题都要系统看待,不能脚痛医脚,"与彼得·圣吉同为系统工程学背景的联想集团副总裁、首席知识官张后启曾仔细研读过《第五项修炼》,并认为系统思考的方法论对他的职业生涯大有帮助。张后启介绍说,在联想,也一直在强调系统思考、统观全局的思维。"老柳(柳传志)有句名言,钉钉子不能光一个钉子钉到底,每个钉子都要敲几下,不能光补一个短板。"张后启认为,对联想这样快速发展的企业,系统思考的思维尤为重要。彼得·圣吉认为,系统思考是学习型组织的基石。工业社会中片段看事件的恶习,降低了人们整体观照的能力。所谓系统思考,是学习深入了解因果互动与变化间的关系,藉以更有     

老年男性冠心病患者血液中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合酶及超氧化歧酶水平临床分析

目的观察老年男性冠心病患者血液中一氧化氮(NO),一氧化氮合酶(NOS),超氧化歧酶(SOD)水平及冠心病心衰的关系,探讨NO,NOS及SOD在老年人与冠心病心衰时血液中含量变化。方法对171例老年男性人群检测血清中NO,NOS及SOD含量,冠心病组67例,对照组104例。结果男性血液中NO,NOS,SOD含量与年龄无显著性差异(P>0·05),冠心病组与对照组血清中NO,NOS含量有显著性差异(P<0·05),SOD含量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而在冠心病组中,心功能三级患者血清中NO,NOS含量显著高于二级患者(P<0·05),但是SOD含量却显著低于二级患者(P<0·05)。结论1.男性人群血液中NO,NOS及SOD含量与年龄无明显差异(P<0·05),2.老年男性冠心病患者血清NO、NOS的含量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SOD含量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3.冠心病患者NO、NOS及SOD水平与心功能不全程度呈特异性变化。     

June Chan：CIO的变革之剑

CIO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有多么娴熟 与国外成熟的CIO制度相比,我国多 数企业的CIO尚处于“潜CIO”或 “准CIO”的状态。目前,我国的 许多企业,CIO还只是一个与信息有关的职 位,且绝大多数为部门级的,通常称为信息 中心主任或IT部门经理,未能渗透到企业 战略管理与决策层中,他们更多关注的是 具体信息技术的规划与实施,而非企业的 信息系统规划和企业战略规划,更谈不上     

《物权法(草案)》合宪性之分析

在我国,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其《宪法》依据可能只是《宪法》的一、二个条文,《宪法》的任一条文并不是针对任何的部门法都无条件地适用。《草案》的《宪法》依据主要是《宪法》第15条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此外还有第13条关于收入储蓄等合法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宪法》第12条主要是《刑法》上惩治侵犯(公共)财产罪的《宪法》依据。《草案》对不同性质所有权以平等保护为原则,但也有例外,这符合《宪法》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规定。《宪法》第12条和15条之间不存在抵牾。《草案》和《刑法》各有其性质和方法,亦各有其《宪法》依据,二者可以同时合宪。《草案》细化和完善了《宪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草案》不违宪。     

环上矩阵的加权Moore-Penrose逆

研究相对于M和N的加权Moore-Penrose逆，得到带有对合反自同构的有单位元的结合环R上的一类可分解矩阵的加权Moore-Penrose逆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当M和N为单位矩阵时，相对于M和N的加权Moore-Penrose逆就是大家熟悉的Moore-Penrose逆．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于M和N的加权Moore-Penrose逆也是相对于M和N的广义Moore-Penrose逆的推广．结论一方面可特殊化到Moore-Penrose逆的情形，另一方面可得到有关A相对于M和N的广义Moore-Penrose逆的结论．     

汉代“省官”述略

省官制度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产物。省中 ,即秦及汉初的禁中。汉代在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宫省制度。省官与宫官不同 ,与中朝官也有很大差别。秦汉之省官、宫官、朝官的权势有一个相互不断消长的过程。在“省官”掌握大权的时期内 ,国家的政治运转基本上由“省中决议” ,尚书台督办 ,三公九卿执行。汉代的省官和省官制度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 ,并对以后王朝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北宋校正医书局并未校勘刊行《太素》

详列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刊行《太素》的诸说例证,查考《太素》流传历史及著书引证情况,统计《太素》自身缺憾,并引用当代时贤的证文,论述《太素》并未被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刊行。     

略论侗族款约的当代价值——黔桂瑶族、侗族习惯法系列调研之五

侗族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素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尚,这与侗族历史上的合款组织及其议定的款约有着密切关系。侗族款约的惩治手段十分严厉,主要有抄家、进驻吃喝、开除寨籍、罚款等。侗族款约具有群众性、民主性、严肃性、无徒刑等特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研究、发掘和利用侗族款约的合理因素,有助于侗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实现;有助于侗族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有助于侗族地区村民自治工作的进行,降低司法成本,促进侗族地区社会稳定。     

九品中正制的名称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曾出现过世袭制、军功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多种选士制度，在这些选士制度中，唯有九品中正制拥有诸多的异称，例如：九品官人制、九品、九品之制、九品中正官人法、中正制、九品及中正等，迄今未有统一、规范，为学界共同认可的名称。在这些名称中，哪个最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本质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这一制度应以何命名，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概括起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为九品中正制，一是认为应为九品官人制。前者可参见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后者可参见陈长琦《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栽《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两文对各自的观点做了较为完备与深入的阐述。     

社會合作主義與澳門治理模式的選擇

受益於深厚的理論傳統與顯著的治理績效,合作主義治理價值在戰後得到重新發现,並成為諸多國家(地區)社會治理的共同選择。回歸以來的澳門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變革期,在現實需求與基礎條件等方面,均存在借鑒社會合作主義治理模式的現實可能性。因此,特區政府應當不失時機地在《澳門基本法》及其基本政治原則基礎上,充分發掘澳門潛在的制度資源及其精神價值,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等多種手段,從組織、資源、人員等不同方面引導與調節現有社團結構,創設不同層次的組織载體與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體系,按照理性設計原則分步驟地推進社會合作主義治理模式在澳門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