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来临——基于财富生产方式与战争形态的变迁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技术进步使人类具有了超越领土与地缘的空间限制而进行财富生产和战争的能力，从而使财富生产方式和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并使人类进入了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在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在财富生产与国家安全维护中的重要性即权重越来越高，而传统的领土占有与地缘控制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在经济上，中国、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分别是后领土时代来临的正面或反面案例；在军事上，海湾战争是后地缘时代来临的弱信号，而俄乌冲突则是强信号。但是，人类仍局限于传统领土观与地缘观，导致诸如俄乌冲突这类本可避免的地缘冲突的发生。     

两种数据秩序及其法律回应

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数据要素可以带动其他类型要素的开发利用，这需要提供系统性的政策和制度支撑，也需要中央政府部门在整体上推动。“数据二十条”系统地明确了若干制度性配套措施，集中在数据产权、数据流通与交易、数据收益分配以及数据要素治理四个主要领域，但相关研究仍然较为分散。从结构性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数据秩序：一种是网络化数据秩序，该秩序在平台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形成，更强调扁平化与市场化，希望打破要素流动的地域界限，强调通过网络连接形成不同社会关系，进而获取用户在场景中的行为数据加以利用；另一种是科层—属地式数据秩序，即由各级政府在辖区内通过推动企业数据交易实现数据价值，并通过加大对公共数据的供给来满足市场需求，属于典型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数据秩序（具体而言是数据生产和流动结构）的存在先于并影响数据确权、交易和权益分配等具体制度，有必要解释其如何在不同生产方式下需要不同的数据基础制度。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依据：生产方式的创新性发展

人类文明的变迁与社会形态的嬗变具有一致性，判断文明形态演进的依据在于生产方式的发展状态。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变迁看，实践的发展决定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直接体现人类实践的高度，是人类文明变迁的动力源泉。从人类文明秩序的形成看，人类文明秩序既不由先验理性所设计，也不是自由竞争条件下的自然演化，而是受到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定，蕴含着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以对“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为内驱动力，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追求平衡和充分，在生产关系的构建中凸显人的主体性，力求以生产方式的创新性发展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补偿性”到“参与性”：生产方式变迁背景下保险社会的困境与超越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护体系属于较为典型的保险社会体系，形成了以社会风险共同性假定为前提、以个体同质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同质性的贡献原则和排斥性的补偿原则的结构模式，基本满足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保护需求。但当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时，劳动组织方式发生变革、个体异质性越来越鲜明，契约的排斥性和风险的异质性使保险社会面临挑战，保险社会的机械团结被信息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变革所瓦解，社会保护体系需要以个体差别为基础的有机团结。以“赋权”为核心的社会参与为社会保护体系的有机团结提供了一种可能。社会保护体系为社会成员提供可参与的包容性行为或活动，使社会成员获得自身价值、提升收益能力，形成“参与性”的有机团结，能够以此摆脱保险社会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排斥和个体异质性风险的挑战，满足信息化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需求，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对科研成果与人才评价的影响研究——基于ChatGPT、Microsoft Bing视角分析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基于“生成预训练转换器”(GPT)语言模型能够理解和响应自然语言输入，于2022年11月30日正式发布，短时间内在全球互联网界、学术界及产业界引发热议和关注。以ChatGPT、Microsoft Bing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基于超大海量数据，采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LHF)进行训练，主要具有三大功能：智能交互对话、智能文本生成、智能文献爬取。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核心竞争力是采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AIGC)而具有强大的内容生成或文本生成能力，除能够生成一般应用性文稿外，还能够从事科学写作，从而引领和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变革，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进程将显著提速，知识生产者将从非创造性劳动中获得解放，知识生产方式将由“手动式”“半自动式”迈向“自动化”“智能化”。这种变革对传统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将产生重大影响，更进一步将对通过科研成果进行人才评价产生重大影响。大体上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于学术研究中，将遮蔽成果演化学术史，影响科研成果创新性评价；挑战知识产权保...     

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

现代化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主体实践。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现代化陷于资本逻辑而形成的发展悖论力证其绝不是唯一选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且镌刻本民族独特质地的现代化。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锻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依托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的创新机制衍生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的优势；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则孕育出了独特的精神优势。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且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路径。其原创性贡献和成功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显著的世界性价值。     

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

西方的东方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形态，并对中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政治学法学层面上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二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在历史文化学层面上的“东方停滞论”或“西方中心论”,四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层面上提出的“丝绸之路”论。将这四种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予以整体、动态的把握，可以看出其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基本判断与评价，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东方学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成为中国东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对这一背景进行清理分析，是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可以为东西方关系的重建提供学术上的参考。     

马克思与人类学：一个历史的考察

马克思与人类学的不解之缘产生于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懈追求。不同的社会形态如何取代或者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动力学问题始终是他核心关怀。为此，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关注与人类学有关的文献，到了晚年则潜心投入阅读当时的人类学著作。本研究的前半部分聚焦人类学对马克思的意义，后半部分讨论马克思对西方人类学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通过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概念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作为工具性概念使用而得以体现。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原初历史语境的重访及当代启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面审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运行及其规律，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的科学内涵，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对此，我们要通过对大变局下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和职能演变的考察，深化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民族国家本质的认识；通过对原初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探，明确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线索对于理解国家问题的方法论借鉴；通过对当下时代问题和错误社会思潮的辨析，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和治理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世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