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钢铁行业发展状况概述

钢铁行业是工业文明时期的支柱和基础性产业,工业革命的每一次发生都离不开钢铁行业的支持和进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使钢铁行业的发展一度受到波动,然而,作为各国的基础性产业,钢铁行业一直肩负着承载经济运行动脉的重任。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钢铁行业已经出现拐点,剧烈下行调整不可避免,调整时间估计需要一定时间,但总体来看,钢铁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仍然乐观,调整之后将会继续增长。在调整时期,应该鼓励企业并购重组,推动行业整合,加快技术创新,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     

浅谈企业并购过程中的文化融合问题

并购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大部分企业并购后没有达到期望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融合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兼并过程中文化冲突现象和原因,寻找实现企业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内控有效性、高管代理成本与多重并购绩效

立足于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诉求,并购成为企业实现迅速扩张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本文选取2009-2014年发生并购重组事件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并购交易绩效、并购整合绩效和并购可持续增长绩效多重指标为研究侧重点,结合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背景,考察内部控制有效性、高管代理成本对多重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改善多重并购绩效,高管代理成本会抑制并购后主并公司的多重并购绩效;同时,内部控制能减弱代理成本对并购绩效的损害程度,但这一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各异.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包括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在内的制度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并购企业的复合系统协同度研究

本文基于协同学理论,从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出发,以中国南车并购北车的案例为样本,构建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结果显示: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的协同度一直快速增长,但中国南车——北车复合系统协同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进而提出促进复合系统协同度提高的措施。     

产权市场的外资并购分析

并购活动包括目标甄选、交易实施和企业整合三大步骤。由于证券市场的局限性和场外交易的风险性,产权市场将会成为外资并购理想的主要交易场所。文章以交易实施中的交易市场作为研究对象,重点阐述了外资并购在产权市场中的情况、问题和对策。     

湘江流域绿色金融的创新研究

湘江流域生态经济的发展的核心是林业的发展,森林覆盖率和林木蓄积量的提高是生态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为促进以林业为核心的绿色金融发展,有必要建立湘江流域的林权交易所,从两个方面来创新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式:林权抵押贷款和农林产品电子现货交易,通过林权抵押贷款促进林业公益事业的发展,通过农林产品电子现货交易促进林权交易所自身的发展.     

跨越身份的鸿沟:组织身份不对称与整合战略选择

本研究针对核心问题"来源国劣势下后发跨国企业如何选择并购后整合战略"展开讨论。研究将重点放在组织层面,从组织身份视角来探索来源国劣势的微观作用机制,提出"组织身份不对称"的构念,深入探索后发企业跨国并购如何选择整合战略来应对组织身份不对称和并购动机产生的"自治—协调"困境,以及双重身份管理时的"隔离—整合"难题。研究发现来源国劣势具有组织异质性,最终的"净劣势"集中体现在后发跨国公司与被收购企业组织身份不对称上。进一步,组织身份不对称会导致后发跨国公司在与海外被收购企业的二元关系中"合作伙伴合法性"缺失,给协调和学习带来压力。为解决上述压力,后发跨国公司会通过实施不同整合战略、设计安排不同的协调机制来对两种身份进行管理以应对挑战、满足并购动机。由此,本文归纳出来源国劣势与组织身份不对称,组织身份不对称、并购动机和整合战略选择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得到一个整合框架。     

论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

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是平台商业模式下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现行反垄断规范发端并适配于实体经济,面对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制困境可主要归结为事前申报中标准涵盖局限、实体审查中违法性判断受干扰、包容审慎原则的适用缺乏制度环境等原因。欲有效规制,需要通过适用切合平台模式的复合型指标、落实主动调查制度与标准实施评估制度,构建综合性申报体系;通过直接证据法的类型化及其分层适用、识别潜在竞争者的裁量基准的设定、限制性条件的设定,排除实体审查的障碍;通过回应性监管模式的构建及其附随的制度安排,更好地贯彻包容审慎原则。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然而在芝加哥学派“假阳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理论观点以及反垄断监管困境的双重影响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长期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芝加哥学派的错误成本理论在应用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时存在局限性。频繁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非但不会导致超大型平台走向自毁,反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抬高市场进入壁垒。即便市场经历漫长期间之后最终完成了自我纠正,规制不足所造成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行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均会受到长期不利影响。因此,在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加大监管力度,应当成为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取向。基于这一取向,未来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思路需要进行以下调整：以初创企业市值、用户规模、流量规模等补正并购的既有申报标准;确立契合平台经济特点的竞争损害分析框架;针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不同效应建立宽严相济的法律制度;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证据收集权,强化参与并购经营者的证明责任,并通过结合这二者的方式来化解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监管信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