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廷政争看光绪五、六年中日琉球交涉

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清廷内部政争激烈,发生于此时期的中日琉球交涉笼罩在其阴影之下。恭亲王奕?、沈桂芬主导的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共同掌控对日外交的话语权,形成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底线,然而这一"同盟"在边防危机引发的政治博弈中瓦解:清流围绕"崇厚使俄案"展开搏击,造成原有中央决策系统的撕裂,为更好处理对俄关系,两宫太后引惇亲王、醇亲王、潘祖荫与翁同龢进入决策班底,并启用南书房作为临时办公地,还命四人参与对琉球分割条约的会商,导致恭亲王、沈桂芬一系的决策权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李鸿章与沈桂芬渐行渐远,由支持草签琉球分割条约转向上奏反对,并获得淮系疆臣的支持。最终,琉球分割条约被废止。     

以向欧盟出口彩电为例对中国反倾销应诉的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受到倾销指挥最多的国家,也是 全球反倾销最大的受害者。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 市场不断萎缩,相应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     

1950年代的鸳蝴文学出版

时论以为,1949年后鸳鸯蝴蝶派文学不复存在.其实情形比较复杂.建国初年,由于苛刻的军管政策与延安文人内部的势力纷争,鸳蝴文学刊物停刊殆尽,但由于财政困难,新政权仍允许鸳蝴出版机构继续经营.余留的出版资源为言情、武侠等小说类型提供了有限空间.然而,鸳蝴书局(社)处境维艰,持续的舆论打压与查禁之举更使鸳蝴文人噤若寒蝉.这在1952年初激起了文艺领导层内"旧知识分子"文学势力的"抗争性交涉",鸳蝴文学由此以地下传播形式发生回流,并再度"泛滥".1955年文化部的彻底查禁与1957年私营出版"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终于使通常意义上的鸳蝴文学传播成为历史.     

高宗武对日交涉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论社会权力运行的规则

社会权力是介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的一种权力形态,它有着不同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运行的独特规则,这些规则具体体现在社会权力与国家、社会权力与个人以及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之中.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独立与自治;在与其他社会权力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竞争与合作;在与个人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交涉与互动.     

中印两国关于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失效问题的外交交涉

1961年12月3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进行谈判来缔结一个新协定以代替1954年＂中印协定＂的建议。印度政府以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双边边界问题为谈判之先决条件,事实上拒绝中国政府的建议,致使该协定期满后自动失效。协定失效后,中印双方围绕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撤离问题进行了反复而艰苦的外交交涉。最终,印度商务代理处撤离西藏。以此为标志,中国彻底清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特权,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统一。     

《皖政辑要》所见晚清安徽的中外交涉

作为一部反映晚清安徽政情的史籍,中外交涉是《皖政辑要》文献记载的重要内容。在该书中,编纂者列《交涉科》于各科之首,并依照中外交涉的主要事项设立子目,从"商约"、"教务"和"合同"三个方面再现了晚清安徽中外关系的概况,因而具有了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     

赫德与戈登

赫德与戈登都是英国人,在太平天国时期,他们之间,合作得相当好。在中俄伊犁交涉时期,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后来,又和好如初。他们的关系好坏,都与中国近代外交息息相关,很值得研究。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响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深受不平等条约和文化差异影响。19世纪末,西方各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出现战略趋同,形成了以检疫、隔离、消毒和治疗为内容的西法防疫,并依仗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推行,中国也开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进行检疫。香港鼠疫期间,由于中外防疫方式差异显著,列强开启了防疫交涉,华洋分治成为中外处理防疫事务的方式。此后十余年间,鼠疫和霍乱交替流行,列强在加深对华侵略的同时,强化了防疫交涉,直接要求地方官府采取西法防疫。对此,中方起初采取自办防疫策略,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时,仍坚持传统防疫方式。直至东北大鼠疫期间,疫情危急,中外防疫交涉强度增加,清政府被迫主动自办西法防疫,以维护行政管理主权,避免外国干涉。与近代其他事务一样,列强通过交涉对清政府的卫生防疫进行干涉,国人则在形式上予以接受,但仍坚守传统防疫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