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慧远与何无忌沙门袒服之辩

随着外来佛教向社会生活的渗透，尤其是东晋以来僧人与社会上层的交涉增多，僧人章服仪轨与传统礼制的差异，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而变得明显起来，引起士流的关注。除了一再出现对僧人不拜王者感到格格不入，晋宋之际还出现关于僧人袒服、踞食之习的质疑。相对说来，袒服问题较之于踞食问题可能更为紧要。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中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与韩国国会交涉团体协商之比较

中国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韩国国会交涉团体作为韩国国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活动中也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中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与韩国国会交涉团体协商之间的比较,分析各自具有的特点,并探讨二者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斗争的失败及历史教训

太平洋战争时期，是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极好时机，中国政府曾就战后香港归属问题多次与英国进行交涉。由于种种原因，收回香港主权的目的没有实现。这次斗争的失败，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论当前农村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以重庆东部某村落为例

当前农村宗族在纠纷解决中的权威性、在诸如村民讨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交涉能力而带来的有效性以及低廉的纠纷解决成本而形成的村民对之的现实可及性支撑了农村宗族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也使得宗族在当下村民的纠纷解决资源布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也形成了对国家纠纷解决能力不足的有效补充，进而促进了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也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有限度的认可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就成为必要。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鸦片战争前的“行欠”纠纷与中英交涉问题新探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行欠"纠纷主要产生于以下两个原因贸易中议价的不合理及货物的赊卖活动;洋商对行商的高利放贷.清政府在处理"行欠"纠纷时,混普通涉外民商纠纷为政府外交事务,加之中国缺乏解决涉外民商纠纷的法律制度安排,使得"行欠"纠纷无法在当时的法律体系内得到解决;而英商和英国政府在交涉中的策略选择,也使得"行欠"一步步演成了两国之间的国际交涉.     

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事考

万历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的对日和谈首席代表沈惟敬是当时东亚和平事业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但关于其对日交涉活动的具体情况,实证研究仍显不足。文章主要利用朝鲜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李元翼状启》考述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底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的相关情形,认为其当时的对日交涉获得了成功。     

论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曾纪泽作为晚清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俄伊犁问题交涉期间,他审时度势,采取了备战促和的谈判策略,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同时,伊犁谈判也反映了此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态势,对清政府更好地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鸦片战争前夕中英交涉中观念的差异

鸦片战争前夕,中英两国因制度、文化、观念等差异,导致在处理共同问题时交流不畅,双方的“对话”成了各自的“独白”。在国际体系上,中国的朝贡体系是一种尊卑有序的观念,英国所处的维也纳体系是一种平等原则。在国家类型上,中国是王朝统治,英国是民族国家。在治理模式上,中国注重人治,英国注重法治。在价值观念上,中国偏好集体主义,英国喜欢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失败了,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走向了使用武力。